陈宗烈讲述：镜头中留住的“西藏往事”

1963年，帕里农家女

1959年平叛胜利后西藏广大农村开展了民主改革，堆龙德庆县桑莫村翻身农奴卓玛兴高采烈，她不仅分得了土地，还分得了一头奶牛和一只牛犊

1956年，拉萨之晨

1957年，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噶伦”（首脑）。左一为阿沛·阿旺晋美

1956年，大昭寺门前的千年“唐柳”，又称“公主柳”，相传为文成公主入藏时手植。画面远处是布达拉宫。后来，“唐柳”枯死，现在的那棵是70年代以后在原处新植。

“次仁”在藏语中是“长命百岁”的意思。尼木宗领主对农奴次仁说：“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长命？”一枪打断了他的左臂

当年的“噶厦”四品官，日后的西藏日报副总编辑：噶雪·顿珠

身穿锦缎官袍，手握一台16MM电影摄影机，肩上还挎着相机、腰间挂着灯泡式闪光灯的贵族车仁·晋美松赞旺布。此人原为锡金王国的王室成员，后申请来藏定居，得到地方政府批准，并委任“四品官”。除了爱好摄影，他还喜欢时装设计，作品流行一时，令拉萨贵妇改服易色，开了现代化藏服的风气之先。

当年珠峰北坡的巨型冰塔

　　一台罗莱福来，一台莱卡F3，闪光灯是灯泡式的，轰一声，闪一下，换个灯泡，被拍的人往往丢了魂似的吓一跳。1956年至1959年的西藏还处于封建农奴社会，贵族、领主、牧民、农奴、乞丐的生活情态都被我收入了镜头。

　　20岁之前，我不知道摄影为何物。我一直生活在江苏老家，带领弟妹种地、做小学教员、参加土改，一心要求进步，却因为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的父亲，而被主流社会拒之门外。

　　父亲的故事本来和我们的话题无关，只是今年热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让我再次看到父亲这一辈中国人的缩影。和这部剧里的杨家兄弟相似，我家也是国共两党共存：抗战爆发，我的两个舅舅加入了新四军，我的小姑妈去了延安，小学教员的父亲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军部组建了个“血花剧团”，父亲担任上校团长，宣传抗日……在那个举国热血的时代，我们家是两种主义，一种情怀。

　　父亲看不惯国民党贪污腐败，也买不起全家六口人的飞机票，没去台湾，回到老家，在朋友的工厂当了一名会计。1951年镇压反革命，他被判刑10年，送到青海劳改。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被特赦，回老家不几年就病逝了。而我们，因为家庭问题，入团、参加抗美援朝，都没有份。

　　在家乡没有前途，生活都有困难，我到北京投奔小姑妈。北京机会多，到处在招工。我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考试，竟然被录取了，工作是当摄影师的助手。

　　我大开眼界。我们参加摄制组，拍过西安飞机厂、洛阳拖拉机厂的选址建设，拍过梅兰芳舞台艺术片，拍过乌兰诺娃、米哈伊诺夫等苏联艺术家的来华演出。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用镜头来记录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工作努力，我1954年被保送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新闻纪录电影摄影专业。

　　“家庭成分”始终是一座大山。领导劝我改行：“现实是严酷的，搞新闻摄影的很有可能进中南海拍摄，你第一关政审就通不过。”

　　郁闷中，厂里贴出布告：《西藏日报》社成立了，需要摄影记者。

　　我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搞电影了，还可以去拍“呆照”啊(搞摄影的对拍照片的戏称)。西藏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一定会有我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