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烈：最难忘在西藏的时光

　　陈宗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51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53年转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6年8月调至《西藏日报》社任摄影记者。1980年调《北京周报》任记者。作品《西藏翻身农奴焚烧农奴主据以剥削压迫之契》、《中国运动员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获共和国50年新闻摄影奖。

　　去西藏干自己热爱的摄影事业

　　1956年，当时的西藏工委给中央打报告，说西藏改革迫在眉睫，一切都准备好了，目前最缺的就是钱和人。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调派大量干部进藏。  我当时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做摄影助理。组织部要从我们厂抽调3个人去西藏，其中一个要做摄影记者。组织部指定要年轻的、学摄影的、家里没拖累的，我正符合条件。同事们都劝我别去，说那里空气那么稀薄，干吗非得干摄影。但我还是决定去了。

　　其实在此之前，我对西藏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临走前，我到图书馆查找西藏方面的相关资料，能找到的非常少。

　　进藏的汽车走了整整21天

　　当时人们说，进藏有3种方法：一是走进去，二是滚进去（车轮子），三是飞进去。在兰州，我们等到了一辆军车。我们3个人和山东几个学生编成一组，军车里面都是木桩，行李就是我们的凳子。刚开始不习惯，后来慢慢适应了。那时路上没有休息站，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自己搭帐篷，捡牛粪烧火。当时正逢雨季，冻土已经开始化了，路面就像面团，车轮一过就陷在那儿走不动。由于没有公路，我们走错了好几次。这段路我们整整走了21天。

　　虽然路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我们还是很高兴。我的同伴身体不太适应，我竟然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路过有温泉的地方还洗了个澡，大家都担心我会感冒。在高原上，要是感冒转成肺气肿就会死人的。一路上都很荒凉，大多见不着人，偶尔才会看见羊群。

　　进了拉萨，感觉很舒适，看到了农田，看到了树，田里的青稞长得正茂盛，油菜花刚刚开过，新鲜的气息令我们精神为之一振。不久就有人喊：“看，布达拉宫！”进了城门，才发现布达拉宫那么大，那么有气势。每个窗子里好像都有一个故事，后来有机会进去参观，更加发现了它的美。我们进去前，首先和布达拉宫取得联系，得到许可证，还要有翻译陪同。

　　在拉萨的23年

　　我们在西藏日报社住的集体宿舍是用仓库改造的，非常潮湿，没有板凳，用牛皮拉起来就算是床板了。一个屋子住了十三四个人。刚住下，领导就找我们谈话，告诉我们不准随便上街，如果要上街必须是3个人以上同行。

　　到拉萨几天后，我们请了假上街。我发现八廓街上的外商很多，有来自印度、尼泊尔、日本和英国的商人，店铺里都放着自己的民族音乐。商品很齐全：夹心饼干、水果罐头、服装、皮靴应有尽有，手风琴、留声机都是进口的，难怪拉萨当时被称做“小香港”。我的工资到了西藏翻了好几番，180多块。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银行账本。买东西先到商店看好价钱，开了发票，到银行取钱，然后再回商店取东西。

　　我一开始的工作主要是发一些消息，我的第一篇消息采访了阿沛·阿旺晋美。没过多久，中央就决定，西藏现在的改革条件还不成熟，6年之内不搞改革。精简机构成为当务之急，援藏干部通通回内地。跟我一起进藏的两位同志都回去了，但我被留了下来，并被派到那曲驻站，还给我配了相机。在西藏的市场上可以买到黑白甚至彩色的胶卷，这让我很惊讶。

　　到了那曲，语言不通，但我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我非常喜欢喝酥油茶，好像天生就是藏族人似的。有时候工作晚了，藏族同事会邀请我去他们家吃糌粑、喝酥油茶。我在西藏一直待到1980年底，那一年我49岁，我一共在那里待了23年，结婚生子都在西藏。从我个人来讲，我最珍贵的时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的西藏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节骨眼上，很多重大的事情我都经历过，感触很深。对这些变化的亲历让我有机会把这些事都记录下来，其实当时也没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也是一种工作性质的需要。

　　我很荣幸能够经历那段历史

　　1980年，考虑到我妻子心脏不好，我调回了北京。我当时心里很矛盾：在西藏工作如鱼得水，怕回到北京不能适应。我对西藏的感情很深，还在工作中学会了藏语。开始下去采访还要带翻译，后来我就可以独立完成采访了。我对那里的气候也特别适应，第一次爬珠穆朗玛峰就一口气爬到了海拔6400米，竟然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西藏最吸引我的还是那里的人和环境，民风非常纯朴。1963年，我在山南采访的时候，住在一个老乡家里，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和他们就像一家人。女主人叫拉姆，我把她写进了我的报道之中。拉姆对我就像弟弟一样，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留着。后来因为我们的采访和报道——《百万农奴的翻身榜样》，山南变得比较有名，女主人拉姆也成了名人，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她还当了妇女干部，经常去拉萨开会，一到拉萨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去山南采访也肯定就住在她家。拉姆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不会写字，但我们给他们宣传的土改政策，她都记得一清二楚，讲得头头是道。拉姆是一个天才，不仅在政治上有能力，在做基层工作时更是有一手。她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长，共同富裕起来，后来她当了乡党支部书记、县委副书记。

　　回到北京以后我很想念西藏，一直想回西藏工作。后来我又去了两次西藏。1987年那次，时隔7年后再回到西藏，感觉很激动，就像回家一样。拉萨、山南变化很大，市政建设发展很快，交通也开始变得很发达。至今，提起西藏我还是会觉得很亲切，我很愿意和人谈论有关西藏的事情。在北京时，喜欢去藏餐馆吃饭。生活中我还保留着一些在西藏的习惯，比如听西藏民歌。（责编：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