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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列克:让葱绿铺满高原

李菡丹    发布时间: 2010-04-27 15:42:00    来源:《中华儿女》

  祝列克 援藏期间先后任西藏自治区农牧委员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现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从西藏回来以后,每当闭上眼睛,西藏的蓝天、雪山、一草一木,还有我在西藏的点点滴滴总会浮现在眼前。我对西藏的关心程度绝对和以往不一样,也正是因为我了解西藏林业的实际情况与困难,如今在某些决策上或多或少总会对西藏有些偏爱。

——祝列克

  “与那些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干部相比,我是幸运的,我非常钦佩他们。”谈起援藏三年的工作经历,2001年即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至今的祝列克坦陈,“从西藏回来以后,每当闭上眼睛,西藏的蓝天、雪山、一草一木,还有我在西藏的点点滴滴总会浮现在眼前。我对西藏的关心程度绝对和以往不一样,也正是因为我了解西藏林业的实际情况与困难,如今在某些决策上或多或少总会对西藏有些偏爱。”

  “感觉就像去前线一样”

  “当时,凡是符合条件的党员干部都要报名,感觉就像去前线一样,我也和大家一起报了名。”回想起15年前全国支援西藏的热潮,祝列克如是说。

  1994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订了新时期加快西藏发展的指导方针和规划,其中最重要一项规划就是实行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新政策。在新政策下,38岁的祝列克被选定为首批对口援藏干部,也是当时林业部惟一一名,另有三名均来自林业部下属事业单位。

  “报名的人有很多,林业部党组几经开会,最后决定选择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支援西藏。而我曾经插过队,在福建省连城县任生产队、大队干部,还当过电厂工人。并且,1983年至1984年间,我到吉林省临江林业局、松江林业局任副场长、副科长。我有基层工作经验,又年轻,所以党组选定了我。”祝列克坦言,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在众多干部中会被选中。

  得到“中签”的消息后,想到儿子才七八岁,刚刚上小学,祝列克一时不敢与妻子说,担心她不同意。“我记得,时任林业部部长徐有芳与人事司司长等领导,还专程到我家里,做我妻子的思想工作。考虑到孩子小等实际困难,党组很照顾我,在房源很紧张的情况下,决定给我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这样可以把老人接来同住,帮着一起照顾孩子和家。”

  就这样,带着领导的信任、妻子的理解和家人的嘱托,祝列克与80余位中央国家机关首批对口援藏干部一起,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援藏干部培训。培训分三个小组,祝列克和现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彭发是其中一个组的领队。“培训的主要内容,一是了解西藏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基本知识,二是学习中央对西藏的基本政策,三是学习孔繁森的事迹。”

  在此之前,祝列克和很多人一样,也从来没有到过西藏。“那时,因为自然条件及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去西藏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是在有些会议的议题上讨论过西藏,对西藏,可以说感觉很陌生,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大家对西藏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当时,我们真想象不出西藏到底和内地的生活有什么差别,甚至有些恐惧感。”

  1995年6月26日上午,祝列克与首批对口援藏干部一行80余人,肩负党的使命和西藏人民的期望,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飞至成都双流机场。稍作休整后,于29日上午,直飞西藏拉萨。

  “既然来了,就要做点实事”

  踏上西藏的土地,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如画的风景让祝列克一时间看得有些痴迷,藏族同胞手捧鲜花和洁白的哈达前来迎接,热情洋溢的笑脸让祝列克有一种亲切感,心里暖暖的。然而,当坐上汽车颠簸着赶往拉萨市区时,望着车窗外空寂的土地和车子扬起的黄土沙尘,高原反应也随之而来,祝列克在急促的呼吸中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茫然和恐惧。

  “抵达驻地后,有个别人缺氧症状不是很明显,还能走动,欣赏一下自然美景,大部分援藏干部都听从建议,在宿舍休息,逐步适应自然环境。一两天过后,我感觉稍微好些,还能应对,看看文件,但是头仍然很痛。”抛去身体的不适,祝列克心想,既然来了,就要做点实事,而不是来“镀金”、逛风景的。

  抱着这样的心态,祝列克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西藏自治区农牧委员会副主任,分管乡镇企业和各地市林业局的工作。“1995年,西藏的基础设施和现在比差多了,电力工业都不正常,水电站也没建起来。工作节奏很慢,工作水平也有限。并且,新老援藏干部、民族、宗教等关系错综复杂。而我们的办公条件和生活条件也都相当简陋,都是土房,在室外挖个坑,围起来,就是厕所。单位也没有食堂,我曾经插过队,融入群体很快,可以说是吃百家饭,哪家的饭做好了,我饿了就进去吃。”

  在短暂的困惑和茫然之后,祝列克开始找干部群众谈话,了解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工作计划和目标,逐步开展工作。

  然而,摆在祝列克面前的第一件工作就很棘手。“我刚进藏的时候,规划大队的一位藏族队长在做森林调查时,汽车坏了,而山里人烟稀少,结果被冻死在山上。”对此,祝列克想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方式方法要改变,要听取少数民族干部的看法,依靠他们,寻找恰当的处理方式。“这位藏族队长很年轻,也很优秀,家里的孩子很小。与藏族干部沟通后,我们把他的家属请来一起商议,并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请喇嘛来为他超度,讲他的来世等。对于后事的办理,家属很满意。”通过这件事,祝列克认识到,藏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藏族,必须携手前进。

  随着对西藏林业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祝列克认为,西藏的林业工作的比重是很大的。“但是,当时人们对林业的认识面比较窄,以为林业就是种树、砍伐木材。其实,林业工作包括生态系统、防沙治沙、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等很多方面,而林业部门则是一个陆地生态系统主管的单位。所以,尽快恢复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对西藏生态和国家生态保护的意义非常大,更是反击达赖集团的需要。因为达赖集团一直攻击政府压制藏传文化、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这两方面。”

  为了加快西藏的发展,在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96年,祝列克与援藏干部以及藏族干部一起携手,恢复了西藏自治区林业厅,祝列克被任命为副厅长。“厅长是一位藏族干部,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所以日常工作都是由我来主持,工作非常繁忙,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祝列克一方面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引进项目和资金;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西藏林业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在西藏各地市大力造林,控制火情,抓基层苗圃建设、科技队伍建设,组织林业各级干部到内地进行专业培训,提高西藏林业干部的整体素质,积极推动各地市林业局的建设,动员内地各省林业厅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实现系统对口……

  “工作固然要做,但是职工的个人实际困难也要解决。”祝列克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时刻为职工着想,“而且,不能只解决汉族干部的困难,藏族干部的困难也要解决;不能只解决对口援藏干部的困难,老援藏干部的困难也要解决;不能只解决在职职工的困难;也要解决在林业干线上工作过的离退休老干部的困难。”

  按照规定,每个对口援藏干部在三年中可以回内地休假一次,但是,祝列克却从来没有休过,即便是回内地也都是开会。“那时,林业干部职工的工作劲头特别足。三年里,我们办公条件改善了,建起了办公楼,所有职工都搬出了土房。1998年,当我离开西藏的时候,可以说,林业干部职工的住宅条件比我当时在北京的家还要好。”

  祝列克实现了当初的誓言,三年的时间没有虚度,为西藏的林业发展做了太多实实在在的事。

  “援藏的收获比付出多”

  三年里,祝列克把西藏视为自己的又一故乡,与西藏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融为一体,与西藏干部群众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身为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祝列克经常到各地市考察工作,也常进大山里进行科研考察。他有一位司机,是藏族小伙儿。“他长了满脸胡子,乍一看外表,很凶,其实心地非常善良。”这位司机随身总要携一把刀,祝列克发现后就问他:“你总带把刀,做什么呢?”他回答:“我怕有人要害你,如果真有,我就拿着刀冲上去,保护你。”质朴的话语似一股暖流温暖着祝列克的心。“至今10多年了,我们都保持着联系。”

  有一年的六七月份,祝列克到那曲县考察工作。“在西藏,牛羊肉都是带着血就吃,因为在高原上,没有高压锅,炖出来的肉不可能不带血。而风干肉不带血,但也是生的,只是冬天经过自然风干。当吃饭的时候,当地干部让我二选一,我一看还是选择风干肉吧,至少不带血。”席间,他们问祝列克:“风干肉,好吃不?”为了表示尊重,他回答:“好吃。”

  结果,一下子就传开了,人们都说有位援藏的厅长喜欢吃风干肉。“后来,那曲县每次来人都要给我带些风干肉。”祝列克说,“藏族人民非常淳朴、善良,而在西藏面对的困难也实在是多,饮食就是一大关。”

  西藏的七个地市,祝列克都走遍了。有时大雪封山,为了赶回去开会,几百里地范围内,就他们一辆车子在跑。而西藏的路况非常差,常会遇到车祸。“曾经,我的车子半个车轮已经在悬崖外了,车才停下来。那种情景真是惊心动魄。”

  新车也难免,一次,祝列克与国际组织协调,为林业厅争取到了一辆援助车。“我们两辆车一起开往米林县,没开多久,这辆新车就翻了,四个车轮全朝上。而当时那辆车里有北京林业局副局长、浙江林业厅的领导等,幸好几位干部都平安,只有一人腰受了轻伤。后来几个人都坐进了我的车,结果快要到日喀则的时候,前轮胎又爆了,连车带人差点跌进江里。”

  祝列克说,他的车里常备的有几样物品:森林公安用的枪支、水、壶、吃的,还有羊皮大衣。“我们经常在路上渴了,饿了,就下车烧点酥油茶喝。”

  恶劣的自然条件,再加之工作劳累,援藏后期,祝列克的身体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心肌缺血、心肌肥厚。“在西藏,不仅要面对孤独、陌生等困难,还要克服自然条件的恶劣。缺氧损伤脑细胞,导致记忆力下降,我有时见了熟人,要想很久才能想起对方的名字。别说学习藏语,就是原有的英语基础也都忘得差不多了。”

  在西藏的每一天,祝列克都要靠吃安定来帮助睡眠,每天至少两片,回到内地工作后,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摆脱安定这种药物。“我自己还是小事,援藏之行,让我感觉最对不住的就是孩子。”

  还在祝列克刚刚进藏不久,儿子的眼睛就出了问题,等家人发现后带到医院,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导致一只眼睛的视网膜脱落,留下了终生遗憾。当时,医生就质问:“你们家长是怎么当的?怎么这么粗心?才带孩子来看病!”

  “后来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打激光固定视网膜,总算稳定下来。这事,妻子一开始还瞒着我,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我觉得有歉于家庭和孩子。”

  即便是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祝列克仍然认为,“援藏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收获比付出多,是宝贵的,是值得的。”

  1998年,祝列克圆满地结束了对口援藏之旅,回到国家林业局科技司任司长,主要负责科研计划、创新等工作。“原本想三年之后好好休息一下,结果赶上机构改革,又开始了新的忙碌。”他还将自己在西藏三年的科研考察成果整理出书,于2000年出版《西藏的森林资源与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西藏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现状、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在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西藏的可持续发展。

  2004年6月29日,距离1995年第一次进藏,时隔整整9年,祝列克再次踏上西藏的土地。这次是为了在森林公安民警罗布玉杰为保护藏羚羊牺牲两周年之际,代表国家林业局,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拉萨联合给予表彰。

  祝列克惋惜地说:“罗布玉杰是西藏尼玛县森林公安局的民警,2002年6月,他带领巡逻小分队在藏北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执行任务时,发现一盗猎藏羚羊的犯罪团伙。在组织抓捕时,遭到犯罪团伙的伏击,他不幸头部中弹,献出了年仅40岁的宝贵生命。”

  如果时间、身体允许,祝列克很想回到拉萨,再回到藏族同胞的身旁,他深情地说:“那些人与那些事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这种情感不是用语言能够表达的,而是永远储藏在精神里的。西藏,我永远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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