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援藏思路获中央首肯 为援藏工作开辟新路

8月2日，西藏昌都芒康县这位名叫斯朗卓玛的老人，在自家的院坝前拧开了水龙头，清冽的自来水顿时哗哗流出。她说：“去年，重庆来的援藏干部帮我们把自来水管铺设到了家门口。”

　　重庆对口援助的昌都地区处于横断山脉，面积10.8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2万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距离拉萨和成都均在1000公里以上。

　　地广人稀、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不仅制约着昌都的经济社会发展，万重大山的阻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

　　因此，当重庆第五批援藏干部抵达昌都后，援藏领队、昌都地委副书记胡奇明，便将“智力援藏”提到重要位置。

　　胡奇明根据自己在调研中掌握的情况，写成了《关于昌都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提出昌都发展，除要坚持发展和稳定“两手抓”之外，还要正确处理渐进式发展与跨越式发展、增加总量与提高质量、协调发展与非均衡发展三大关系，并明确提出抓交通、促开放、争投资、做大做强新增长点的发展方向。

　　最终，此文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批示肯定，并在《国内动态清样》上转发，成为全国援藏工作的重要参考。

　　“这三年来，昌都每年的总体发展工作思路都由他起草初稿，形成初稿后，他还要征求二三十个部门的意见，反复进行打磨。”昌都地委副秘书长祝正国感叹，入藏之初，胡奇明分管地委办公室，一开始他就建立完善了一系列工作制度，使地委办文、办会、办事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了一大步。

　　2008年，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后，胡奇明又一举使以往毫不占优势的昌都地区，夺得西藏自治区思想工作评比第二名，法制宣传工作也获得自治区表彰。

　　“昌都需要资金、项目的援助，更需要先进的观念、制度的援助。”昌都地委组织部部长朱中奎说，重庆援藏干部在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将内地先进的思想、观念、制度带到了昌都，“这种由‘输血式’向‘造血式’援藏方式的转变，为援藏工作趟出了一条新路。”

　　出奇招谋划艺术节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实在想不到，那么严峻的环境下，芒康还能举行艺术节；更没想到，一场艺术节就引来了6个多亿的投资！”2010年8月1日，芒康县委办主任陈烈，回忆起一年前那场轰动一时的“芒康·盐井”旅游文化艺术节时，仍然难掩激动。

　　芒康，藏语意为“善妙之地”，处于“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腹心地带，是茶马古道黄金旅游线进藏的第一站。

　　2009年上半年，一个艰难的抉择摆在了重庆援藏干部、芒康县委书记龚均面前。那就是，究竟按不按惯例举办西藏茶马古道“芒康·盐井”旅游文化艺术节。

　　当时距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不到半年，境内暗流涌动，芒康维稳形势依然严峻。举办艺术节不可预测的风险极大。

　　“一开始我并不想举办。”龚均坦承，艺术节举办经历了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但他同时也认为，藏区保稳定就离不开发展，只有有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地保持稳定。

　　反复权衡后，龚均决定艺术节一定要办，但是必须把工作做细、做深。

　　随后，一出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盛会就此展开。

　　2009年9月4日至5日，第三届西藏茶马古道“芒康·盐井”旅游文化艺术节，在芒康召开。

　　此次艺术节盛况空前。500余名区内外来宾及6万余人次各族各界群众参加了盛会。艺术节丰富的内容，宏大的规模，吸引了38个区内外党政代表团、37家企业、12个文艺团体和其他各地游客的广泛参与。

　　更重要的是，艺术节期间举行的经贸洽谈活动，实现协议资金6.505亿元，有效加快了芒康借助外力求发展的步伐。

　　“复杂条件下，精于谋划，祭出奇招，成果斐然，此次艺术节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芒康县长多嘉盛赞此次艺术节，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为藏区干部今后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不仅是节日办得精彩，有关对藏区旅游的谋划，援藏干部考虑更深，谋划很细，他们带来的新理念、新元素，促进了当地旅游发展的深层变革。

　　7月28日，昌都旅游局局长张云谈起这批援藏干部时，眼中仍含着不舍：“他们给西藏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很深刻，一些理念开阔了当地旅游干部的眼界。”

　　援藏干部、芒康县分管旅游的副县长黄燕就是力促藏区旅游发展的推动者。刚进入藏区时，面对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黄燕大为称奇，认为找到了用武之地，但与内地先进地区旅游业发展相比，当地的旅游发展规划不够完善、资金投入匮乏，成为制约藏区旅游发展的瓶颈。

　　为此，他组织干部、邀请专家召开旅游发展研讨会，形成了《芒康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还帮助当地引进外来企业开发旅游。

　　2008年6月，芒康县政府与西藏宏绩建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西藏旅游开发总公司签署了芒康南部旅游景区景点整体开发协议，项目总投资5亿元。目前，整体开发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一项改革每年节支700万

　　藏族干部热评体制机制援藏胜过百万资金“输血”

　　自重庆第五批援藏干部进入昌都以来，当地的干部群众就发现了许多新变化。对昌都地区财政局而言，这种变化首先就来自于机关的“门面”。

　　“一进大楼，办事程序、规章制度甚至科室位置都全部上墙，如此‘透明’的机关，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位走进财政局办事的人员感叹。

　　“此举在昌都可算是开了先河！”该局监督检查会计科科长格桑尼玛说，这一切都是2007年重庆援藏干部伍清廉任昌都地区财政局副局长后，主持规范的。

　　而该局局长马陵田却笑着说：“这只是小儿科，他还有大动作呢！”

　　马所谓的“大动作”，是伍清廉在对全地区11县50多乡镇调研后，提出的一项改革———改变过去按进口车和国产车给公务车辆供油的做法，代以按汽车排量供给油耗。

　　这一改革在藏区尚属“激进”，经保守测算，此举每年为当地财政节支700万元！

　　此后，伍清廉又在治理超标公务车的行动中，首次引入第三方的拍卖机制，创下一次拍卖590余万元超标车的记录。

　　然而令外人不解的是，伍清廉分管工作之一的监督会计工作，向来是容易得罪人的“火山口”，但3年来他却获得了包括被整治部门在内的各方人士的高度认可。

　　格桑尼玛道出了其中奥妙：伍清廉创造性地开展了工作，与监察、审计等部门协调，成立了一个政务平台，并与各有关部门沟通，让他们意识到财政监督会计工作并非找茬，而是在帮对方规范财政制度，从而赢得了他们的高度理解。

　　2010年1月，昌都财政局被国家财政部授予“全国会计监督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成为西藏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有新想法、新思路，对昌都财政工作提出了很多先进理念。”该局党组书记、藏族干部舒敏江认为，对财政工作而言，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援藏，胜过百万资金的“输血”。

　　智力援藏

　　看不见的改变遍地开花

　　由于特殊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昌都牧民对藏区牧业的关键一环牦牛养殖，秉持着“惜杀惜售”的态度。这直接导致当地“漫山遍野牦牛跑，市场不见牦牛肉”。

　　“牧民将牦牛视为家庭财富，养十几年都不肯出栏。”类乌齐县农牧局副局长赖乾优曾经想过无数办法，引导牧民将牦牛早日出栏，但却毫不见效。

　　“4万人口15万头牦牛，草场早已不堪重负。”赖乾优表示，专家推算过，由于牧民不肯出栏牦牛，该县草场牲畜承载量在上世纪60年代末便已基本饱和，到80年代末已超载15.8万个绵羊单位。草场超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争夺草场的冲突日益频繁。

　　重庆援藏干部、类乌齐县委书记熊伟与副县长邓明一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远赴吉林、新疆等地学习养殖技术，探讨如何解决周期长、效益低的牦牛传统放养模式问题。

　　最终，熊伟编制了《类乌齐县牦牛产业化建设实施方案》，邓明编制了《类乌齐县牦牛产业化建设发展规划》。

　　2009年，类乌齐县牦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成，首批采用牧民入股方式入栏60头牦牛。随后，该基地被西藏质监局列为全区74个县（市、区）唯一的标准化养殖示范区。

　　7月29日，觉恩卡村，蓝天白云下，1000亩牦牛基地内，草盛牛壮。牧民达娃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基地的牦牛收购价达13元/斤，6岁左右牦牛送到基地，3个月下来即可长到七八百斤，加上每出栏一头牦牛政府补助100元，一头牦牛增收1万元是铁定的。

　　“以后我自己也要这么做，你们基地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帮帮我？”这是原本传统观念浓郁、极力反对修建牦牛育肥基地的农牧民群众，在参观了牦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牦牛的长势后倾吐的肺腑之言。

　　一段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养殖模式，就此被突破。

　　为了引入发达地区的先进观念，2008年11月和2009年11月，芒康县委书记龚均亲自谋划组织，将部分县级领导、乡（镇）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专门送往重庆和深圳、中山、海南等沿海城市考察，以此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和能力。

　　观念的突破在于思想的解放。援藏干部、昌都地区行署副秘书长黎宏，将以前的工作经历与昌都实际相结合，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市县领导月刊》、《中国领导干部论坛》等著名国家级刊物，发表《时下稳定也是发展》等9篇政论文章，以此推动智力援藏走向深入。

　　观念的突破更在于人的作用。重庆第五批援藏干部把扶贫与扶智结合起来，积极拓展援藏领域。先后引入内地专家到昌都指导技术16批、131人次；邀请重庆有关党政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赴昌都考察指导工作15批125人次；组织昌都干部、医生、农牧民赴渝考察学习、挂职锻炼、短期培训11批285人次，结成友好区县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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