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尧霞：一个女人的天涯路

　　编者按：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开工三年多来，努力攻关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多年冻土等“三大难题”，目前线下工程已完成85%以上，铺轨近半，施工主战场已转入西藏境内，西藏境内无铁路的历史也从此终结。2004年是青藏铁路的“整体推进年”，工程的进展将直接决定2005年底能否按原计划铺轨到拉萨。从横空出世的茫茫昆仑到白雪覆盖的巍巍唐古拉，从长江源头的沱沱河沿到风光秀丽的拉萨河畔，来自全国20多个施工单位的近2万名建设者正在紧张施工。7月中旬，本刊记者两上青藏线，三过唐古拉，充分体验到了这项工程的艰难和伟大，更被建设者们无私奉献、以人为本、追求和谐的新时代精神风貌所打动。本刊特推出一组报道，以期从三个方面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独特之处。

　　没到过青藏线的人，很难理解“高寒缺氧”这四个字的含义。7月11日，内地正值炎夏，记者来到位于西藏羊八井的青藏铁路施工现场，却被迫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冷雨中裹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据说进入10月份，青藏线的气温甚至会降到零下30摄氏度。而氧气，这个平时被人们忽视的东西，到了高海拔地区就显示出了它的极端重要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铁路上，很多施工点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60%甚至更低。在一周多穿越青藏线的采访中，记者的高原反应属于轻微，但仍时时感到胸闷、头疼，晚上戴着氧气面罩也难以入眠。一位工地的指挥长曾调侃地说：只要来到青藏线，哪怕成天躺在这里，也是好样的！实际上，青藏铁路的困难还远不限于此。然而，上到指挥长，下到普通民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们每年都有约7个月的时间在此连续奋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和记者一样，来自内地。

　　吴宗学：从“不愿意来”到“不愿意走”

　　“说实话，我一开始是不愿意来的。”7月12日，在那曲地区的中铁隧道局指挥部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宗学指挥长在记者提出采访请求后沉默了好大一会，才开口说道。他说，自己上青藏线前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谁都知道这在缺氧严重的高海拔地区意味着什么。但是隧道局领导找他谈话，讲他的病可以在工地医院治，讲现在工地管理工作不到位，领导力量薄弱，施工屡屡出纰漏，遭到青藏铁路总指挥部严厉批评……他坐不住了。2003年6月28日，他告别了位于河南省的中铁隧道局一处，来到了海拔4500多米的西藏那曲地区，开始坐镇指挥隧道局在此施工的23标段。

　　1954年生的吴宗学是青藏铁路建设者中少有的高龄成员，身体并不强壮的他上线后一个多月都头疼不消、难以入眠。然而来到那曲的第二天，他不顾强烈的高原反应，就与其他同志一起深入施工现场进行调查。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坚持每天召开碰头会，研究提高工效、强化管理的有效途径。以前的指挥部命令式作风盛行，上下沟通不够，吴宗学就从改变管理观念入手，在指挥部重新树立起平等交流、充分沟通的工作作风。他对大家说，人都是平等的，指挥长和民工都是来青藏铁路“打工的”，我们一定要对职工平等管理，多用理性化的方法把道理讲透，管理中要讲人性化。他不仅在自己的职工面前平易近人，体贴冷暖，对协作队伍的民工兄弟也倍加关怀。在他的领导下，中铁隧道局工地切实实现了正式职工与民工“统一住宿、统一饮食和统一医疗保障”，而且施工队伍撤离时都优先保证兑现民工工资，然后才发职工的工资。

　　吴宗学还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他是技术人员出身，对铁路施工的各个环节都颇有心得。在工地巡查时，当他看到有的施工人员在细节上做得不到位时，就当场进行手把手的指导，小到片石路基，大到桥梁桩体，他都给予细致的点拨。久而久之，大家有了技术问题，不管大小都来找他，“出点子”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谈到这一点，他平淡地说：“土建工程，管理是关键，技术人员指导不到位会造成浪费，还会破坏环境，必须把工序安排好；高原上施工，还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人工，指挥长不多动动脑筋，行吗？”

　　在吴宗学的带领下，23标段的工程有了明显的改进，质量大为提高。过去受过批评的涵洞施工部分，今年在上级检查时已经得到了表扬。今年，接近铺轨前沿的23标段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

　　“我现在是能坚持就坚持。”吴宗学苦笑着说，他的支气管炎到了工地上并没有像领导说的那样“能治好”，反而还在加重：“在平原上都治不好，到了高原上怎么可能治好？”工期很紧，换人已不可能，此时的他已经没有退路。事实上，吴宗学一直在拼命。他到工地上后，不管身体多难受，从未要求下山休养，上级关心他的健康，安排他去拉萨休养，他也不愿意去。即使每次去开会，他也是短短几天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你一走，谁给出点子？技术方面不放心，走不开啊！”

　　吴宗学的儿子在重庆上大学，小伙子去年就吵着要来青藏高原看望老爸，他却怕影响工作，铁着心阻止了儿子：“你敢上来我就不理你！”他爱人有心脏病，连海拔较低的拉萨都不能来。说到这些，吴宗学又陷入了沉默，他的眼睛里，分明有点点泪光。

　　庞国强：“外来妹”中出了个“双料劳模”

　　青藏线上号称“一天四季”，天气复杂多变。当记者离开那曲城区时，天气还十分晴好，走了半小时就开始电闪雷鸣，细碎的冰雹夹着大雨砸了下来。据同行的青藏铁路拉萨指挥部宣传部沈忠副部长介绍，此地多雷暴天气，有一种直接击地的“滚地雷”十分可怕，经常击死牧区的牛羊。而我们要找的庞国强工程师，就工作在此地条件最差的21标段第2项目部。

　　越野车在泥泞的施工便道上跋涉了几十公里，终于拐进了简陋的第2项目部营地，一个裹着雨衣的高大汉子闻声迎了出来。他面庞黝黑，身高足有1.80米多，却瘦得颧骨凸出。他就是庞国强，新疆北新路桥建设公司副总经理，21标段第2项目部的负责人。

　　作为整个青藏线上不多的几支非中铁系统队伍之一，庞国强手下的新疆公司被他自嘲为“外来妹”，他们也是首次走出新疆承包铁路工程，自然有惶恐之感。然而“外来妹”干的活儿并不比铁路系统的“嫡系部队”差，截止到2004年5月1日，他们已完成桥涵主体工程量的90%，路基工程量的82%，土方90万方，进度和质量都令人满意。庞国强本人也于今年6月29日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劳模，加上1999年获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模称号，他成了罕见的“双料劳模”。

　　庞国强的工地离那曲城区的指挥部有40公里，但这40公里却成了通讯和电力的盲区。由于地形复杂，手机没有信号，电话线也无法架设，甚至电台也因为多雷电天气无法使用，有什么事都只能跑路去办，发电也只能自己解决。庞国强说，今年还好，他们在施工中发现5公里外的一个碴场居然有手机信号，现在有事就跑到那里去打电话。而他们的工地位于那曲河畔，环境恶劣，每年都有几个月刮六七级大风，雨季的洪水冲断施工道路、阻断材料供应也是常事。

　　条件艰苦，庞国强却并非那种向困难低头的人。他说：我们是“外来妹”，但我们的办公条件要搞成第一流，施工质量也要第一流！为此他不惜成本购进电脑、复印机等现代化办公工具，同时为职工和民工们创造了舒适的住宿和生活环境。在雨季施工时，他每天都亲自到材料库过问材料供应，与一线施工机械司机同行、同吃、同宿，在洪水冲断道路时就立即赶往一线，靠前指挥，一连十多个小时都不休息。这样的工作量，在平原都吃不消，何况是在严重缺氧的高原！

　　庞国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高原上的人们很难吃胖，但这个身高1.80米多的硬汉子，体重仅有55公斤，连同事们都说他的腿瘦得像麻秆，可怕！他却只是嘿嘿地笑。

　　采访完，记者一行和庞国强在指挥部食堂用餐，很少提起家人的他才说起自己的伤心事：他出身铁路工程世家，父母曾在兰新铁路一期工程工作，而他本人则干过二期工程。12岁那年，母亲突然逝世，成年后的他又东奔西跑，先后参与湖北襄十高速公路、川藏公路等建设工程，很少有时间照顾父亲及家人。“孝”字是他的切肤之痛。“我们搞铁路工程的人……”他摇摇头，语气哽咽，说不下去了。

　　邵尧霞：一个女人的天涯路

　　铁路工程系统的确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施工队伍要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承揽工程，长期远离家人就成了这个行业的特点之一。在青藏高原又有不同，高寒缺氧、致命的高原病令许多想来探视的人们也望而却步。在这里，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让英雄的建设者们低头，他们在提到家人的时候却总难免伤心落泪。中铁21局指挥部党委书记李荣和曾动情地说：什么是家？对我们搞铁路工程的人来说，所谓的家只是一个旅店，四海为家才是真正的家。谁没有孩子，谁没有父母？但为了青藏铁路，我们所做的只能是打一个电话！

　　如果说，家庭对男人来讲是一份责任，对女人来讲就是一份难舍的骨肉情。青藏铁路上的女人们又是如何面对长达7个月与家人的分离呢？

　　7月14日，记者来到了青藏铁路全线的最高点———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越岭工地。当地民谚说：“唐古拉，唐古拉，伸手把天抓。”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巍巍的雪山包围着天际线，低垂的大片云朵与山相接，让你产生一种“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的错觉。景色虽美，这里的氧气却只有平地的一半，终年雨雪纷纷，是青藏线最艰苦的地方。来到工地上，不大一会记者就感到头晕目眩，偶尔走快一点就头痛欲裂，还得大口大口喘气。就是在这个工地上，30岁的邵尧霞，作为该工地惟一的女性成员，写下了一个长达2年多的“青春花开无人区”的故事。

　　邵尧霞来自山西太原的中铁17局，外表瘦弱秀气的她重任在肩：她是该局青藏铁路唐古拉工地的副总工程师兼工程部部长。作为青藏铁路的巾帼标兵，她身上还有着耀眼的光环：山西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还曾在人民大会堂做过青藏铁路先进事迹报告。

　　在传奇性的唐古拉越岭工地，邵尧霞的故事也有几分传奇色彩：她曾在洪水中指挥突击队员抢修施工便桥，差点被洪峰卷走；她曾独自在工地值班，遭到无人区的狼群围攻；作为惟一的女性一开始在工地没有女厕所可上，为要面子她坚持不喝水，不喝稀饭，结果导致恐尿症；作为工程技术主管，她在工作中多次攻克技术难题，还坚持每天晚上为职工上技术课；在管理工程时更是雷厉风行，该罚便罚，她的口头禅是“宁可得罪人，决不当罪人”……

　　记者面前瘦小的邵尧霞却一点也不像“女强人”，相反倒有几分局促和羞涩。她穿着肥大的工装，借口说“山上不好看”，拒绝了记者给她照相的要求。据她讲，在唐古拉，人们难得洗头洗澡，因为容易引起感冒，一感冒就容易引发有生命危险的肺水肿和脑水肿，她本人是半个月洗一次头，一个月洗一次澡。因为感觉“脏兮兮的”，自己总不好意思往人前站。

　　爱美的她“想美也美不起来”，这还算不了什么，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女儿的牵挂。女儿是她在唐古拉山的精神寄托，每天上下班都要看一眼女儿的照片。2002年7月，她从青藏高原回太原探亲，见到女儿后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尽情倾泻着自己的母爱，女儿却哭闹着从她的怀里挣脱，把她的姐姐喊做“妈妈”，让她有说不出的酸楚。经过苦心诱导，女儿总算逐渐接受了她，但她又要走了。临行前，女儿哭得像个泪人儿，在车后紧追不舍，一声接一声地喊“妈妈”……邵尧霞说，那一刻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年2月春节期间，女儿在家里为了找妈妈，自己一个人溜出家门，沿着邵尧霞出发时走过的路，一直向前走，后来竟然在大雪中迷了路。全家人和邻居全体出动，直到晚上才在公路边发现了冻得发抖的女儿。

　　邵尧霞体验着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作为妻子她也有自己的尴尬。邵尧霞的丈夫黄立泽也在这个工地上，是项目部的总经济师，按说夫妻团聚，能够解除这无人区工地天荒地老的寂寞，其实不然。刚到唐古拉第一天，她和丈夫推开宿舍门一看，愣住了：屋子里分开摆着两张单人床。明白缘由的丈夫悄悄给她解释说：“这个地方可不是伊甸园，因为氧气稀薄，夫妻同居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类似情况在这里已有前车之鉴。”正因为如此，项目部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夫妻同居，即使同室也不能同床。工地的顺口溜叫“夫妻不同房，同房不同床，同床不同被，同被背靠背”。结婚5年多的邵尧霞夫妇，面对这没有耳鬓厮磨、缺乏温馨甜蜜的夫妻生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和家人天涯咫尺，和另一半咫尺天涯，这就是青藏铁路的现实。

　　曾有外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向青藏铁路建设者提问：“你们的性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我们习惯了。”在这饱含苦涩的“习惯”二字中，我们读出的，却是两个闪光的字：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