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藏胞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不是达赖的追随者，又不是申请“政治避难”的移民，而是在懵懂无知的年龄就被迫与亲生父母骨肉分离，成为达赖政治棋子的“藏族孤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叫做“埃西曼儿童”。瑞士导演乌里·梅尔拍摄的纪录片《提比和他的母亲们》揭开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61年，7岁的提比生活在达兰萨拉难民营的一个儿童福利院里。提比的父亲是雇佣兵，母亲被派去修路，所以他被送到了这所由达赖姐姐建立的西藏流亡儿童的“托儿所”。后来，提比在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离福利院，送往瑞士。 

　　提比只是200多名被强行带离父母身边的孩子中的一员，他们以孤儿的身份被瑞士家庭收养，而收养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就是达赖喇嘛。 

　　最早收养西藏孤儿的瑞士人是来自奥尔滕的实业家查里斯?埃西曼。自1960年起，埃西曼与达赖喇嘛达成协议，陆续领养了三个孩子。此后，在埃西曼的操作和媒体的呼吁下，近300户瑞士家庭提出领养西藏儿童申请。1961年至1964年间，共有近200名儿童分批抵达瑞士。其中，约40人被安置在特罗根州的佩斯塔洛兹儿童村，158人被经埃西曼挑选的瑞士家庭领养。 

　　埃西曼与达赖喇嘛之间签署了一份协议，共同商定了收养“藏族孤儿”的五个条件，寄养父母也必须签署这一协议。协议内容包括：一、这些藏童必须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二、在学业未竟之前，这些藏童不能被召回印度或其他地方；三、这些藏童在瑞士期间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藏民接触，以避免他们忘记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经常告知他们西藏的情况，督促他们将来为西藏服务；四、收养家庭的父母保证鼓励这些藏童长大后返回印度或西藏，如果他们不想返回，也不能采取强迫措施；五、收养家庭应全额或部分资助这些藏童将来返回印度或西藏的旅费。 

　　按照达赖喇嘛的计划，这200多名被收养的藏族孩子回到印度后，将在藏族人聚集的地区从事工程师、建筑师、医生或者老师等职业，等到西藏“ 自由独立”后，他们将构成“国家中坚力量”。 

　　然而事与愿违。达赖在炮制整个收养计划的时候，一切从政治目的出发，丝毫不考虑藏族儿童的心理健康，导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认同的烦恼，许多藏族儿童长大后不愿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强烈的被抛弃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永久的创伤。 

　　统计表明，约90％的“埃西曼儿童”在抵达瑞士几年后忘掉了藏语。在瑞士西藏流亡社区内部，这批“埃西曼儿童”也愈发成为边缘人。与那些以家庭为单位安置在佩斯塔洛兹儿童村的孩子相比，他们因无法讲或只能说几句藏语而经常遭到周围人的嘲笑。根据苏黎世大学198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那些在瑞士长大的藏族儿童中，仅有当年的“埃西曼儿童”有自杀行为。 

　　针对“藏族孤儿”事件，德国莱比锡东方学教授安德雷博士认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瑞士商人埃西曼都亲手造成了这出‘人间悲剧’。并且，目前的证据也都指向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背后的‘西藏流亡政府’。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与这出悲剧的上演是脱不了关系的。” 

　　现在人们已经无从得知已经作古的埃西曼是否后悔自己当年的行为。然而当导演乌里?梅尔致信达赖，希望知道他对于“西藏孤儿”的现状怎么看时，得到的只是沉默。

（责编：朱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