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于西藏持什么态度？

　　沈卫荣：西方对西藏有两种相反的传统：一个是妖魔化，一个是神话化。其实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对西藏的描述基本上是很妖魔化和负面的，如情色化和巫化西藏和藏传佛教就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即使在启蒙时代，东方整体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然而西藏却依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殖民时代的西藏形象当然就更不堪了，当时的传教士、佛学家、东方学家都对西藏非常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偏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最堕落的一个分支，甚至根本就不配叫作佛教，而只能被称作“喇嘛教”。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人还把活佛转世制度当成是骗人的把戏，是一种政治工具。

　　但这中间也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神话化西藏。比如最初希罗多德《历史》里面说印度北方有一个地方叫“伯特”，这里到处都是黄金，有巨大的蚂蚁搜罗黄金，所以到现在还有人以为西藏是黄金遍地的。香格里拉的电影也是，里面讲的西藏根本不要劳作，多的是黄金。

　　也有些人把西藏看得很哲学化。比如很多西方人认为，在远古文明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古老的智慧和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只有在西藏这个没有经历过现代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智慧，他们便把西藏变为一个寻找终极智慧的地方。当时在西藏寻根的人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寻找种族的根。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Alexander Csoma），他到西藏原本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认为西藏文化对英帝国主义有用，于是资助他研究西藏的文法，编纂藏英字典。

　　三联生活周刊：西方人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西藏？

　　沈卫荣：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真正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没多少，因此每个到过西藏的西方人都自以为很了不起。例如法国女旅行家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非常有名，写了很多有关西藏的书，在西方很流行，但很多人甚至怀疑她根本没有到过西藏，怀疑她书中的照片是伪造的。

　　上世纪50年代末三部小说《第三只眼睛》、《来自拉萨的医生》和《然巴的故事》的出版，在西方掀起过一阵“西藏热”。作者自称“星期二洛桑然巴”（Tuesday Lobsang Rampa），说自己是西藏族人的转世，讲他在西藏出生，后来打仗去了日本，又从日本到了英国。他讲的故事曲折、离奇，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一个神秘的西藏的好奇心。很多西方人，包括我在德国留学时的很多欧洲同学，就是读了这三部小说开始对西藏着迷的。

　　长期以来，书中所展示的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然巴的巨大成功曾令当时欧洲最权威的“西藏通”，即《西藏七年》的作者、奥地利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和曾任英国驻藏商务代表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大为不满，他们想尽办法要揭露这位西藏喇嘛的真面目，最后通过私人侦探才弄清这位然巴喇嘛实际上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水管工，真名叫Cyril Henry Hoskins，他写这三部小说前连他的村子都没离开过，更不会说藏语。可是，他以天才的想象力讲述的西藏故事的影响力却连哈勒的那部著名游记《西藏七年》也难望其项背，更不用说黎吉生那些解读西藏古代碑铭的学术著作了。不过，不管小说的真伪，它在当时确实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力，以至于今天依然有人觉得这些小说中描述的西藏才真的是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