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全世界官方范围内鲜少被承认。即使其自认为是政府（government）组织形式，也游离于世界历史与政治范畴的长河之外。像这样一种立足于宗教外衣之下的世俗领域组织，首先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属争议范畴，常年叫嚣的“独立”一说更是无从谈起。

　　至此，笔者便存有一个疑虑：若仅达赖及其流亡政府人员在境外常年游弋于各种非官方场合，尚可认为该行径属流窜范畴并具有所谓“民主与和平”的自圆其说意味。在印度的普通流亡藏人，用信仰与虔诚浇灌和铺就出支持达赖喇嘛作为他们精神世界领袖的道路，而曾屡获西方世界赞誉，甚至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又为这些流亡普通藏人在印度生活甚或基本生存权利方面做过些什么呢？

　　美国《时代周刊》给出的答案是：距1959年第一代流亡藏人追随达赖远离中国已有50多年。在印度当地，无论是第一代流亡藏人，还是陆续流亡至此或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流亡藏人，都强烈地拥有一种心理情感，即在陌生的地方（中国西藏境外），他们属于异乡的异客；除了中国西藏，他们不属于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人类情感的普遍共性揭示出一个“放任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人的基本生存境况直接影响心理层面的波动，反之亦然。流亡普通藏人这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心里反馈，直接投射出他们令人堪虞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