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从西安出发，我的行李里有一台沉重的英文打字机、三部照相机，还有一台很小的短波收音机。当时，我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年学者沿着古丝绸之路采访。我带着这台收音机，整整跑了三年，我到敦煌的时候，在敦煌研究院里看到了一个公元8世纪回鹘文写的印刷文体的一页文字，经过采访敦煌的考古学家，他们根据研究结论认定古代的新疆对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同样做出了贡献。回鹘族和今天的维族关系非常密切，当时我很激动，因为自己挖掘了这样一个考古上的新闻。那时候通讯还不发达，临上车去新疆的时候，我在邮局里发了这篇稿子，第二天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上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了。两天之后我从敦煌乘车进入新疆的星星峡，新疆自治区政府的两个青年人和开车的司机在那儿迎接我，他们握着我的手说，“李教授非常感谢你，新疆维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明的贡献今天终于受到承认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有维族人民的一份。“这是我和广播电台的一次亲身体验，感觉到广播深入人心。

　　1988年秋天，我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当记者。一天早上，大概7点多钟，我还没有睡醒，家里电话响了。那天早上连续响了好几个电话，都是东北老家的亲戚，我舅、我姨、我姑打的电话。他们都很激动地说，为我这位外甥或侄子骄傲。“我们在广播电台听到你的名字了。”怎么回事？原来在头天下午，第一个来自台湾的科学家到大陆访问，我专门跑到首都机场采访报道，第二天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播出，包括我亲戚在内的全国很多人都听到了我这个记者的名字。

　　1996年，外交部特许新华社派一名记者随中国的海上巡逻队到上海公海附近完成一个特殊任务。当时某国的船只试图闯入中国的领海，发生了中国船只驱赶这条外国船只的事件。我不仅目睹了这个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而且我跳上了外国船只，对它的船员和船长进行采访。从黄埔港码头出发，单程坐船用了整整12个小时，那时不像今天可以通过无线互联网发稿，只能用无线报话机发稿。我这边摁一下报话机话筒，说一句话，接收方摁一下话筒再回一句话。用这个笨拙的办法，我在返航的途中口述了一篇新闻稿子。发完稿后，我登上甲板，吹着海风，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广播。把收音机频率调到BBC英文广播，它的头条新闻竟然是半小时我刚刚发出去的新闻稿。

　　我觉得广播的未来前景应该是十分美好的，应该是乐观的。当初报纸出来之后，人们说报纸会消灭书籍，后来广播出现了，人们又说广播会消灭报纸，后来电视又出现了，人们又说电视将把广播消灭掉。那么后来网络又出现了，人们又说网络将把广播电视消灭掉。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整个媒介的发展，我们从它的广告销售，从市场来看，发现最有活力的、唯一看好的可能就是广播，这是基于对中国人生活的考察的一个结论。一个就是中国拥有小汽车的人越来越多，在汽车最方便娱乐休闲方式是听广播，虽然未来有各种各样的多媒体会进到车箱里来；第二，我们的高速路建得越来越长，原来的小汽车只是在城里跑，最多跑到郊区，现在是上海到北京，南京到上海，除了坐高铁就是坐小汽车了；再有一个就是城里越来越拥挤，交通越来越堵塞，哪里发生交通堵塞，哪里的广告就发达。大的广告牌都是在最拥挤的交通路口设立，因为大量的小汽车堵在那里。如果不听广播，也得瞅一眼窗外的广告。看看高速路两旁，那些广告牌不都是因为汽车交通的存在而树立的吗？城乡统筹，很多乡下人到城里来，但很多城里人往乡下搬。北京人从原来的四环外，搬到五环外，现在又都住到六环搬家。北京城里人住到五环之外的结果就是报纸死亡了，因为发行公司没有办法报报纸当天送到北京五环之外。即使送到了别人也不会看，为什么？住在五环之外的，回到家里都八九点钟了，他怎么有那个心劲看报呢。最多是看看电视就睡觉了。第二天早起，6点来钟就得开车往城里赶上班，他在路上每天两小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听广播，回到家里也就是看看电视，最多上个网，或者手机发几个关心，看看手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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