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恩沛出生在中医世家。中医是我国的国粹，一碗药汤，一根银针，常常能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因而，中医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医学之一。

　　按照正常的“剧本”，刘恩沛应该是闻着中草药的味道、背着各种中草药的名称长大的。其实不然，他从小就不喜欢中医，之所以从中医世家出来，最后又回到医学这条路上，在刘恩沛看来，却有着极大的不同：前者是悬壶济世，后者是革命需要。

　　对革命的新认识：救人和打仗一样重要

　　刘恩沛的祖父是个老中医，医术精湛，德高望重。父亲继承了祖业，天天在家研究中草药的剂量和熬制方法。祖父和父亲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把毕生所学都传给刘恩沛。因此，在刘恩沛刚刚识字的时候，祖父就教他看中药的书；而父亲总是有意让刘恩沛帮他抓药。但是，那时的刘恩沛觉得：中医不就是给人把把脉、抓几付药吗？根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的心里一直埋藏着一个愿望——好男儿就得当兵上战场，救国家于危难之际。

　　刘恩沛如愿了。1938年，他到抗日救国工作队跟着青年学生写标语，1939年就正式进了部队，在军政训练大队政治队工作。部队了解了刘恩沛的家世渊源后，决定让他到卫生处。虽然刘恩沛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但他心里清楚：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就这样，刘恩沛还是服从安排到了卫生处。

　　从小就接触中医药理的刘恩沛，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从调剂员开始做起，到进藏前，已是卫生处的司药。在这个过程中，刘恩沛渐渐意识到，他内心深处还是对医药充满着渴望，之前排斥，是因为他当兵的愿望就像一棵大树，挡住了内心深处对医药小草般的渴望。

　　刘恩沛曾经也错误地以为医人无用，但后来他发现，救治战场上受伤的战友，跟打仗一样重要。

　　刘恩沛不仅心甘情愿地“认了命”，而且越来越热爱这份造福人类的事业。

　　喜看巨变：西藏百姓迎来病有所医的新时代

　　在旧西藏，医疗卫生事业极端落后，全区只有3所藏医机构，没有一张病床，西医西药几乎是空白。从业人员不足百人，主要为贵族和上层僧侣服务，广大劳动人民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我们经常看到街头有很多病死、饿死的乞讨者，那个惨相，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揪心地痛啊！”那种心痛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让刘恩沛记忆犹新。

　　昌都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机关给贫民、乞丐发放布施，帮助贫苦农牧民解决生产问题等影响群众工作。在影响群众工作中，以免费医治疾病最受欢迎，影响最大。

　　部队进驻拉萨后，十八军卫生部休养所在驻地院内开始对群众义诊，免收医药费。最初，许多群众都不敢来看病。达赖的经师林仓活佛发高烧达41度，处于昏迷状态，打卦求神无济于事。休养所闻讯后派医生前去诊治，精心治疗后，很快就痊愈了。此举在社会上甚至上层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每天前来就诊的贵族和群众络绎不绝。

　　1952年5月，以军区休养所为基地，加上从内地派来的医疗工作队，正式建立了拉萨人民医院，设有内、外、妇、儿科，50张床位，开始广泛收治病人。截至1954年底，仅军队各级医疗机构就免费为藏族群众治病2.5万人次。“每天挂号就诊的就有四、五百人，有时还要出诊。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要给老百姓看病，还要给一些贫困的农牧民和乞丐发路费。还有一些乞丐病好了也不愿意走，医院就免费为他们提供吃住。”刘恩沛微笑着说。

　　为给基层群众看病，医院每年都会派出医疗队到基层巡回医疗。刘恩沛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下基层到群众家里给老百姓做手术，因为没有钳子，医生就拿着消了毒的筷子为老百姓做手术。那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能看着病人受伤了，就因为没有手术钳就不救他啊！”

　　拉萨人民医院建成后，西藏的医疗卫生体系渐渐初具规模。到刘恩沛离休的时候，不仅各个县有了县医院，乡里也都有了卫生员。为让更多的农牧民能够病有所医，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自治区成立后，加大了对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到上世纪80年代末，全区大部分乡镇基本都有了自己的卫生员。

　　和平解放后，中央对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施行了免费医疗制度，这项特殊优惠的医疗保障政策，在保障广大西藏人民健康、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老离休后，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医疗卫生事业。他不禁向我们介绍起他从电视、报纸上了解到的情况，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西藏已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举措！我还听说现在老百姓有个头疼发热的小病，可以不出乡里，这些变化真让人高兴啊！”“其实西藏的硬件设施已经比较先进了，甚至有些设备比内地还要好，就是人才缺乏，软件跟不上硬件。”刘老中肯地说。

　　亲历见证：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

　　为了培养藏族干部，和平解放后，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沿途招了一些藏族卫生员。但由于这些卫生员文化低，不具备专业素质，为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拉萨人民医院成立了医训班。当时的医训班分为初级和中级，不仅传授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教授文化课。之后，西藏成立了卫生学校，并在林芝成立西藏医学院，为民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根据学员的学习情况，开始向内地院校选送优秀学员进行进一步的深造和培训。“当时的名额不是很多，主要要看内地大学招生的情况，每批大概四、五人。”从内地学成归来后，这些学员还要在各个医疗部门实践、锻炼。“现在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阿登就是其中一位，被自治区选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了三年。到现在，他还跟我保持着联系。”“自治区原副主席次仁卓嘎也是啊！她是在西北民族学院医务系学习的，回来后在自治区筹委会卫生处当干事，后来还当了卫生厅厅长。”刘恩沛提到老朋友，脸上浮现出骄傲和喜悦。

　　1990年，受自治区卫生厅的邀请，刘恩沛再次回到西藏。“亲切啊！哪都有我留下的足迹，回想起之前的点点滴滴，觉得西藏现在的日子来之不易啊！”老人激动地说。毫无疑问，老人对西藏的感情仅用“深厚”来形容都显得苍白。在西藏的30多年，老人有太多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西藏，带走的只有美好的回忆和无限的牵挂。

　　除了逢年过节打电话问候外，阿登和次仁卓嘎还多次来看望刘恩沛。“只要有机会，他们来内地都会来看看我。”刘老举起手中的拐杖，说：“这个就是阿登送给我的礼物。”老人深情的眼神打动了我们，心里突然有些激动。

　　刘老现在保持着每天坚持散步的好习惯，早晨和晚上都要坚持走半个小时。“生命在于运动啊！千万不要生病了才去找医生，平时就要多锻炼身体，这样才不会生病。”刘老边走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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