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太阳冉冉升起时，还有几分寒意，学员们朗读藏语的声音回荡在江孜分工委大院里，好似晨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懂行的人一听就能区别出来，音调节拍不一样，原来分工委机关干部藏语文学习班分高、中、低三个班次。学的深浅程度区别很大，高级班以学文法造句为主，中级班学单词，低级班学字母拼音。高级班多数是经过短训班学习的；中级班多数是学习字母拼音过了关的；初级班多数是从未接触过藏语文的。进藏初期，领导上对学习藏语文就非常重视。中共江孜分工委成立后，西藏工委和江孜分工委曾对机关干部学习藏语文问题专门做过决定，发过指示，要求大家为长期建藏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攻克藏语文关。大家深深感到，在西藏工作不懂藏语文将寸步难行，也不能把西藏建设好。分工委还要求领导带头学，大家参加，并要生活高原化、藏语化。所以那时每天学习藏语文六十到九十分钟，已成为雷打不动的制度，组织定期考试，奖勤罚懒，表彰优秀，推动学习，掀起高潮。每天早上分工委书记、部长、处长、科长都以学员的身份跟班听课、应考。由于领导决心大，常抓不懈，加之工作发展的需要，以及干部自觉性高，从分工委成立时会藏语文的人甚少到逐步增加，尤其工作性质同藏胞联系频繁的单位，干部的藏语文水平提高得更快。一个时期被藏胞誉为“通司切嘎”（半个翻译之意）的人数大增，在江孜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干部思想认识、藏语文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分工委又提出“一个人顶一个人用”，“丢掉拐棍闹革命”，促使“通司切嘎”们的水平更上一层楼；机关生活藏语化蔚然成风，出现了你争我赶的新气象。江孜专区干部学藏语文坚持得好，成绩显著，还归功于有一支认真负责、藏语文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

　　我是江孜分工委学习藏语文热潮中的浪花之一，能做到基本过关，是从逐步克服私心杂念到树立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过程，犹如学跳舞的三部曲一样，“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最初只按上级规定办，叫学就跟着学，走走形式，没有上进心，也觉得没多大必要，特别看到西藏荒凉、落后、生活贫困，心想假如学会藏语文，势必要在西藏工作一辈子，私心开始作怪，对学习藏语文消极抵触，应付差事，就是学也只学语言和生活上急需常用的简单词句，怕学会了文字今后不让回内地了。私心杂念和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之间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当时机关政治思想工作气势很大，各种英模事迹感人之深，很快抓信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错误观点逐步得以纠正，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我学藏语文真正进入角色，是在1952年分配做统战工作期间。那个时期随着工作的开展，对西藏社会开始有所了解，对人民的生活疾苦亲眼所见，油然而升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加上工作压力，我得出的结论是：不会藏语文无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无法完成党赋予的神圣使命，一句话，无法解救西藏人民出苦海。自觉地、如饥似渴地学习行动，始发于思想的真正成熟。

　　在我的脑海里，对藏语文学习的感性认识要更早些。记得1950年8月，我们从12军调18军52师政治部康藏工作队时，在入藏教育学习民族政策时，就学了一周藏文，教了30个字母，音读得不准，却印在脑子里了，但分不清哪个字是哪个音。因进藏事务繁忙，没老师，没课本，再也没机会学。1953年分工委组织机关干部学藏语文，才重新开始学习。接触藏语的机会从1950年进入藏区后，可以说天天都能碰上，只是开始藏胞回避我们，不接触，慢慢交往了，开始打手势，比比划划学说哑语，又怕说不明白，违反纪律，违反民族政策，不敢比划了。听说部队不会藏语闹过不少笑话。部队在昌都驻扎时，我很喜欢同房东女主人相处，当然也是用手比比划划代替语言，把从她那里学的单词加比划来表达意思，同样一件事别的同志比划的手势，她看不懂，我的她就懂，机关每次需要向房东借东西，都派我去；房东须讲什么也指着要我去比划，房东称我为“通司”（其实不会讲，只是比划翻译）。简单的可以，复杂的就没有办法了。记得1951年春，在昌都时，我们要去四川坝上修达马达公路，头天晚上我去向房东告别，说明天要去修路，修完了就回来。这两句话比划了半个小时，才勉强说清。中间还出了错误，她以为部队要走，走后不回来了，引得伤心掉泪。因为“明天”这个词不好表达，费了很大劲，我比划一个太阳转下去，双手合十作睡觉闭眼姿势，太阳转个圈又出来，大家睁眼醒来了，表示明天走，房东终于明白，连说“桑尼”（明日）。次日，房东给我们要去参加修路的几个女同志饭包里塞进了饼子，比划着说干活饿时吃，我们不敢收，想比划着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句子太多比划不了，只比划不要不要。房东想说不要就不讲团结，看不起藏族，也比划不清，只说不要“稀稀拉拉”（不好之意），互相推拉半天，领导看推脱不掉，点点头表示同意收下，这才罢休。
 
　　还记得1952年春，部队在太昭驻扎时，我同房东贵族小姐（宗本的妹妹）经常用手比划着聊天，因她有文化，我们谈得深一点。因为当时拉萨发生伪人民会议事件，西藏地方政府内个别反动官员反对中央，分裂祖国统一，喊出赶出解放军、赶走汉人的口号，还提出汉人侵略西藏等论调。我针对这些论调给她比划着说：祖国多么伟大，社会主义如何好，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为西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今后西藏人民生活一定比现在好等。我比划了半天，她也针锋相对地比划说：“我家有一百匹马，可是我是走路来的。”她的意思是怀疑说的一切，讽刺部队官兵衣着破烂，以马料圆根充饥的艰苦状况。我非常生气，但也无法解释清楚。诸如此类事使我更深地体会到要为西藏人民服务，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密切军民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必须学会在西藏工作的语言“工具”。

　　做统战工作初期，我和益西卓玛同志分工做上层妇女工作，她说藏话，我主要钻研怎样向上层贵族夫人、小姐、少爷、僧尼宣传党的政策，学习团结斗争团结的斗争艺术，碰上她有事或生病不在时，我用手势难以比划复杂的意思，工作就会受影响，形势鞭策我必须加快学会藏语文，方能表达想说的一切，也才能实现分工委的要求：“丢开拐棍闹革命”。于是，我下了狠心，刻苦奋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经过主观努力和同志们的帮助，终于攻下了藏语关，从“比划通司”、“通司切嘎”到能用藏语独立工作，真不容易啊！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我的知识得到了丰富和延伸，随着工作变动、工作面扩大，藏语文水平进一步提高，而越提高，越觉得知之甚少，更须精益求精。从实践中我体会到，藏语文翻译工作是一门高难度的综合文化艺术，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科学、宗教等无所不包，要丰富各个方面的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还体会到学会藏语后，同藏族人民的感情更近了，互相能讲知心话，对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做好工作都有利。

　　当我学习藏语刚取得一点成绩时，领导就给了我很大鼓励，被评为全专区机关藏语学习一等奖，奖笔记本一个，钢笔一支，机关党委书记在笔记本上还题了词“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保持光荣”。这份礼物我一直保留至今，这是我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光荣的记录。

（编辑：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