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发生在五十多年前西藏南木林县的“9.17”惨案死难的烈士们，因为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不得平静，似乎那些死难的烈士在九泉之下难以安睡，只有托付于我们这些专事历史研究的人们，将他（她）们当年惨死的真相尽快披露给世人，以慰籍他（她）们的在天之灵。多少年来，我总想了结这一心愿来纪念他（她）们，因为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逃出，所以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少有人知晓，各种资料的简短记载也语焉不详，各种说法斑驳陆离，如果今天肩负历史研究责任的人们再不去理会，那就真得永远石沉大海了。想来想去，还是用鲁迅先生当年曾用过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一题目，来打开人们的“忘却”之门、用心和笔来纪念他（她）们吧。

　　事件发生在1958年的9月17日，地点为南木林县芒热乡则热村西南1500米的邬郁河南岸（因此地靠近尼木县的麻江，后来许多人将此事件误称为“麻江惨案”），事件发生在赴日喀则为边防部队体检和农牧民群众治病送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医疗队身上，他（她）们在医疗途中遭遇恩珠仓·贡布扎西率领的近千余名叛匪武装伏击，16名医护人员英勇抗击四小时（根据附近群众听到枪声的时间判断）后全部壮烈牺牲。事件的记载可以简单但未必明了，要还原事件的全部过程需要大量的笔墨。为此，我们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遍查有关当年的资料和档案，归纳后人的各种说法，拼对大量的历史碎片，以求还原当时的全部经过。

　　从大背景的角度研究，1958年，对于西藏来说，正处在民主改革的前夜，觉醒的百万农奴日夜盼望着砸碎羁绊，从农奴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封建农奴主们惊慌失措，惟恐农奴们的觉醒会动摇制度的根基。尽管中央发布了“六年不改”的政策以稳定“三大领主”们那颗怕失去利益而日夜忐忑的心，但缘于保住利益的疯狂，领主们还是暗中策动叛乱来对付解放军和觉醒的农奴。于是，噶厦有意从四川、青海的藏区放进了一批专事烧杀抢掠的叛乱武装，其中最大、最残暴的一支是从四川省巴塘、理塘一带窜入西藏的恩珠仓·贡布扎西叛乱武装。这批3000多人的叛乱武装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打起“卫教军”的旗号，袭击解放军，残害商旅行人，掠夺财物、祸害藏族群众、迫害爱国进步人士、烧杀奸淫、无恶不做。仅在1958年的前八个多月里，叛乱武装就连续制造了多起惨案。“卫教军”窜入浪卡子，对桑顶寺不断威胁和骚扰；一股“卫教军”进入亚东县，东噶寺管家因抗拒叛乱分子抢劫，惨遭杀害；“卫教军”到岗巴宗，杀害了班禅堪厅派驻该地的宗本；在墨竹工卡县章多村有三个无辜群众被叛乱分子杀害，五人被砍伤；“卫教军”在乃东宗昌珠村奸污了大部分妇女，一位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被“卫教军”杀害，妻子被他们轮奸；乃东宗裁缝平措因大女儿德瑞仁珍参加革命工作，被叛乱武装剖腹掏心致死；琼结、白地、浪卡子等地屡屡发生叛乱分子强奸尼姑事件。叛乱分子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僧俗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愤慨，很多群众向各地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

　　叛乱分子的暴行，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中也有不少记载。据噶厦统计，截至1958年8月，噶厦共收到被害群众的告状案件70多起。一些噶厦地方官员也上书反映叛乱武装横行乡里的情况。山南的贡嘠宗宗本给噶厦的报告中说：“本月28日从扎堆及羊卓地方来了200名康巴骑兵，强迫我们给准备住房、草料及用品等，为数甚大。”“百姓在受他们之苦。”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工委、军区在对上层集团继续进行耐心教育和争取工作的同时，本着自卫原则，不得不使用部分兵力，打击直接威胁到“点”、“线”安全的叛乱武装。7月24日，西藏工委、军区就赴山南的汽车团运输车辆遭受伏击一事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对局部叛乱严重地区以适当兵力进行打击。2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京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时，对西藏的形势判断和应当采取的方针又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说: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果威胁交通，威胁你们，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