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寺今貌。资料图片

贺龙为归化寺题写的“兴盛番族”锦幛。资料图片

　　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幅写有“兴盛番族”4个大字的红色锦幛。这幅锦幛长2.85米，宽0.64米，“兴盛番族”4个字每个字有0.4米见方，锦幛的右端竖书“中甸归化寺存”，左下角竖书“贺龙”。这一锦幛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云南藏族同胞的一段情谊。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了云南中甸。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在少数民族群众还未理解红军及长征的目的之前，要他们让红军在这些地区通过或活动，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造谣中伤共产党和红军，并以行政渠道在各地成立“民众防共会”与“剿赤宣传队”，用汉、彝、回、瑶、苗5种文字编印文告、告民众书、标语、画报等进行反共宣传，给当地群众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因此，当红二、六军团到达中甸时，当地的老百姓和喇嘛，很多都躲藏到深山中，归化寺的松本活佛亦令僧众关闭寺门，严加防范。

　　然而，红二、六军团一到中甸，贺龙、任弼时就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并颁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申明“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为目的”，“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按照“马不踩青稞，人不进经堂，走时要清扫，借物要奉还”的要求身体力行，还为了不扰民而露宿街头。

　　同时，红二、六军团深入群众当中宣传政策，与藏族同胞交朋友，积极争取上层人士的支持。看到这种情景，归化寺喇嘛夏那古瓦自愿当代表与红军“首领”谈判。1936年5月1日，贺龙在部队驻地热情接待了夏那古瓦等人，并在交谈中讲解了红军的宗旨，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临别还请夏那古瓦转交给归化寺掌教八大老僧一封信：“掌教八大老僧台鉴：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松本活佛及八大老僧读过信后非常高兴，随即派代表邀请贺龙到归化寺做客。1936年5月2日，贺龙一行共40余人应邀进入归化寺做客。松本活佛和8大老僧及几十名喇嘛以隆重的仪式迎接贺龙一行。当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佛厅)后，寺院喇嘛破例举行了本来只有在每年冬月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时方举行的宗教盛典——“跳神”仪式：30多个戴着牛马面具的喇嘛一对对地出来跳舞，舞姿豪放粗犷，演出了佛经里的种种神奇故事。

　　在归化寺做客时，贺龙将写有“兴盛番族”的锦幛赠给松本活佛。红军首长的诚恳令僧侣们深受感动，松本活佛和八大老僧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并回赠哈达。随后，八大老僧立即动员当地藏族商人、富裕户支援红军，他们还打开本寺仓库，将青稞以及大量盐巴、红糖等卖给红军。在归化寺和藏族同胞的鼎力相助下，红军两天内就筹集了20万斤粮食。

　　贺龙和红二、六军团在中甸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到10天，但影响很大，许多逃进山里的藏族群众、喇嘛在红军的感召下，纷纷下山。

　　临行前，贺龙又给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并各带武装，为本军作前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归化寺迅即按照要求作了安排。1936年5月5日，红二、六军团从中甸出发，在归化寺僧侣及当地藏族同胞的帮助下，连续翻越几座连年积雪的高山，于7月2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 责任编辑：西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