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后，当世界各国对其下落还一无所知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就已通过电台与其逃亡队伍取得了联系。可以说，“藏独”势力活动背后始终存在着中情局的影子。《现代舰船·军事广角》刊王涛等编译的文章，记述了中情局与“藏独”势力相互勾结的历史秘闻。

    1959年3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郊外的一栋别墅里，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西藏僧人正彻夜守候在无线收报机旁。与此同时，在拉萨，一部闹剧也在拉开序幕：达赖喇嘛化装成百姓逃出夏宫，据说正在向南疾行，准备穿越中印边境。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则消息，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着西藏局势，特别是达赖能否穿越喜马拉雅国境线。当天上午，收报机终于接收到期待已久的信号。那个藏僧不停地翻着字典，将这份摩尔斯电码由藏文译成英文。内容译出来后，他兴奋到了极点，随后将译文交给那名美国人，对方一边读着，一边也兴奋地叫了起来。电码是从西藏发出的：两名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报务员已经与达赖取得了联系，正前往与之会合。这个藏僧名叫汪贾格西，来自俄罗斯南部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赴美国之前曾在拉萨一所大寺院研究藏传佛教。他身边的同伴名叫约翰·葛瑞尼，是一名年轻的中情局官员，受命在西藏实施代号为“圣塞克思”的秘密行动。因此，当世界各国对达赖喇嘛的下落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情局就已经通过电台与达赖的逃亡队伍取得了联系。伸向西藏的黑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底解放军开始向西藏挺进。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很快就被打败，解放军于1951年夏进驻拉萨。当时达赖喇嘛只有17岁，他与新中国政府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西藏得以和平解放。此后，解放军部队陆续入驻西藏。达赖喇嘛留在拉萨，并与自治区政府和军区部队和平共处。1956年，康区的理瑭寺发生了围攻和爆炸事件，引发了该地区的暴乱活动。康巴的巨商贡布扎西此时正住在拉萨，听到暴乱的消息后便组建了一个名为“四水六岗”的秘密组织，并派了几个人前往印度寻求军事援助。他们的目的地是噶伦堡，这座繁华的边境城镇是印度与西藏的贸易重镇，也是西藏流亡者的聚集地。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自50年代初就一直住在那里，他极力鼓吹“西藏独立”，并已被中情局收买。此时中情局为了推行全球反共政策，正想方设法为“藏独”势力提供支援。贡布扎西派出的人与嘉乐顿珠接上了头。

    据嘉乐顿珠回忆：“他们到我这里来寻求支援，但我却爱莫能助。于是他们请我帮忙和美国政府的朋友取得联系，关系就是这样开始建立的。”美国方面作出了积极响应，这让贡布扎西的人欣喜若狂。美国方面在贡布扎西的队伍中挑选了6个人，告诉他们准备参加一项秘密行动，但并未透露行动的具体内容。塞班岛上的西藏人195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嘉乐顿珠驾车将这6人带到平原地区。他们穿过西里古里镇，趁着夜色驶到公路的尽头。之后，他们借助指南针穿过一片庄稼地，来到一条大河边。在这里，嘉乐顿珠将这6个人交给他的助手，后者帮助他们冒险摆渡。在河的对岸，有一小队士兵正在迎候他们。一行人又乘车行驶了一段路程，来到一座简易营房，受到一位美国人的热情接待，这也是他们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个白人。此后，他们在严密保护之下，乘坐汽车和火车来到一座小型机场。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一架运输机早已在这里等候着，机身上没有任何标识。他们并不知道这里已是达卡的近郊。他们登上飞机，开始了漫长的空中之旅。在空中穿越了茂密的热带雨林和众多的河流湖汊，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茫茫大海中被棕榈树包围着的一座孤岛。他们踉跄着走出机舱，头晕眼花，满脸迷茫。这里是南太平洋的塞班岛，距离他们的故乡青藏高原已是万里之遥。他们的教官是一位名叫罗杰·麦卡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据他回忆：“1957年3月，我在塞班岛收到了发自华盛顿总部的一份电报，称有一批西藏人将来这里受训。电报称，这批人需要实施越境行动，他们在受训期满返回西藏后，还需要与美国继续通过电台保持联系。除此之外，电报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罗杰·麦卡锡的指导下，这6个人接受了现代作战和谍报技术培训，包括武器和爆炸物的使用方法。不过，训练的重点是手摇式无线电发报机和收报机的操作规程。这几个西藏人不懂英语，因此中情局将藏语的文字和短语转换为数字电码，为他们专门编制了一个无线电密码本。训练结束后，他们被空运到了巴基斯坦东部地区。1957年9月的一天夜里，他们来到达卡郊外的那座机场，乘坐一架改装的B－17飞机穿越喜马拉雅山，准备在雅鲁藏布江的沙堤着陆，这里靠近西藏中部的桑耶寺。最先跳伞的是阿塔诺布和他的同伴洛孜，他们的任务是前往拉萨与贡布扎西接上头，并伺机与达赖喇嘛见面。此时，华盛顿方面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无线电信号。实施这种行动，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就连中情局都认为这是一步险棋。“圣塞克思”行动的负责人是罗杰·麦卡锡的继任者约翰·肯尼斯·诺斯，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当得知那几个西藏人平安抵达目的地时，整个房间里到处都是欢呼声。这个成就简直难以想象———我们在这张纸片上记录的信息，是他们在15000英里以外用手摇式发报机发出来的。”除了阿塔诺布和洛孜之外，其他4个人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其中，旺堆嘉措带着两个人着陆在理塘附近，并和一个叛乱武装组织取得了联系；另一个人从陆地入境，但还没能与同伴会合就丧命了。而旺堆一行还没来得及等到中情局的援助，就遭到了解放军部队的猛烈攻击，两名同伴丧命，只有旺堆一人侥幸逃脱。在拉萨方面，阿塔诺布和洛孜与贡布扎西接上了头，但未能见到达赖喇嘛。1958年夏，贡布扎西离开拉萨，在西藏的山南地区建立了指挥部，并招募了上千人马。他们还将所谓的“泛藏运动”更名为“卫教志愿军”，并通过那两台无线电发报机，向美国方面报告了组织的成立。中情局开始着手向他们运送武器。就在那年夏末的一个夜晚，中情局空投了第一批武器，主要是老式步枪，但结果不知所终。

    “花园营地”———赫尔营1958年初，又有第二批西藏人被选送接受训练，他们也是先秘密越境来到巴基斯坦东部地区，然后再乘飞机抵达训练营。嘉乐顿珠的亲信拉莫次仁也在其中，此人后来负责在印度境内的行动。电台联络的成功显然使中情局受到了鼓舞，他们决定进一步插手“藏独”活动。这一次训练营设在了美国本土的弗吉尼亚，中情局在位于科罗拉多落基山区的赫尔营（二战后废弃多年的美国军营）修建了秘密训练设施。当地媒体普遍猜测，赫尔营将作为美国原子弹试验基地，因为这里整个地区都被封锁，周围戒备森严，还有宪兵在巡逻。这些西藏人把赫尔营称为“图拉姆营”，意即“花园营地”。在西藏方面，中情局又向贡布扎西的队伍空投了第二批武器。叛乱分子一时气焰嚣张，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并控制了西藏南部的一些地区。进入1959年后，在“藏独”分子的挑唆下，达赖喇嘛与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军队的裂痕开始渐渐扩大。当年3月，有谣言称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喇嘛到司令部观看演出，但不得带随从，这是解放军企图要绑架达赖。一时有数千人聚集在达赖喇嘛的罗布林卡夏宫，想强行阻止达赖出行，事态急转直下。达赖喇嘛在“藏独”分子的护卫下穿过叛乱武装控制的地区。逃亡途中，两名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西藏人与他们会面，并和他们一道前往印度边境，美国方面因此也可以随时掌握事态的发展。达赖喇嘛叛逃后，解放军部队迅速平息了拉萨的暴乱，并对西藏南部的反叛据点发动了攻势。叛乱武装遭到了沉重打击，贡布扎西及其残部走投无路，和达赖喇嘛一样走上了流亡的道路。拉萨暴乱的平息和达赖喇嘛的叛逃，促使中情局加大了对西藏事务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多的西藏人被送到赫尔营接受训练。到1964年10月赫尔营彻底关闭时，共有259名西藏人先后来这里受训。支持“藏独”或许并不是美国公开宣称的官方政策，但不仅是这些西藏人受到了误导，就连那些美国教官都认为，让这些西藏人来此受训是为了争取“西藏独立”。在训练中担任翻译的廷里帕觉回忆说：“在赫尔营受训期间，我们相信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争取西藏独立。竞技室的墙上挂着艾森豪威尔的照片，上面还有他的亲笔题词‘献给我亲爱的西藏朋友们———艾森豪威尔’。因此我们认为连总统本人都在支持我们。”不过，当时的中情局高级官员萨姆·霍尔本对“圣塞克思”行动能否达到目的并没有抱太多幻想：“没有人想在西藏问题上发动战争，这一点很清楚。我想我们的目标还是应该致力于让中共方面忙得焦头烂额，让他们心烦意乱。我认为，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实现这个有限的目标不会耗费我们太多的财力和人力。毕竟我们动用的不是自己人，而是西藏人。我们也乐得让西藏问题成为中共永远的伤痛和烦恼。”踏上不归路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1月，中情局向西藏伞降了4批赫尔营受训者，他们与那里的叛乱分子取得了联系。每批伞降人员都携带了无线电台和武器。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扎着一个氰化钾胶囊，被俘之前可以选择自尽。1959年9月，第一批人员伞降在拉萨北部的纳木错内陆湖附近，着陆后却发现原本打算联系的叛乱武装已被解放军部队彻底消灭了，他们只得经尼泊尔逃回印度。与此同时，另一批18人伞降在拉萨东北部的查格拉本巴。那里聚集了大量叛乱分子，他们还携带着家眷和牲畜。随后中情局向这里空投了一批武器装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空投的都是美式装备，主要是Ｍ－1步枪，还有迫击炮、无后坐力炮、机关枪和手榴弹。达赖喇嘛叛逃后，美国空投武器也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根据计划，有5名赫尔营受训者着陆后将离开查格拉本巴向北行进，与驻扎在尼拉措的另一支叛乱武装接头。这支叛乱武装中同样也有家属和圈养的牲畜，这与其说是一支武装，倒不如说更像是中世纪的一个宿营地。伞降小组通过无线电台请求更多的支援。此后又有3批共16人伞降在尼拉措，另有几批武器装备也被空投到尼拉措和查格拉本巴，越来越多的叛乱分子也携家带口聚集在这两个地方。为了避免目标太大，中情局要求叛乱武装化整为零，向周围地区分散，以免被一网打尽。他们担心的结果暂时没有出现，但此后不久这些叛乱武装便被发现了。一个名叫德诚的查格拉本巴叛乱分子清楚地记得第一架解放军飞机飞越上空的情景：“有一天，我们被解放军包围了。早上有一架飞机飞来，撒了一些传单，要我们缴枪投降，并警告我们不要听美帝国主义的指挥，那是没有好下场的。此后每天都会有约15架飞机飞越我们的上空，它们5架一组，分别在上午、中午和下午3、4点钟出现。每架飞机都携带了炸弹。我们身处高原，根本无处躲藏。”中情局伞降的人员中只有5人得以逃离并安全抵达印度，其他人则在顽抗和逃跑中丧命。中情局在西藏的最后一次行动是在1960年7月。一支7人小分队在西藏东部的芒康实施伞降。小分队的队长叶什旺杰曾参加过纳木错的第一次行动，但没有取得成功。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酋长，据说组织了一支叛乱武装。但旺杰的小分队着陆后，才得知他父亲已经丧命。旺杰与父亲的残余队伍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行动刚开始就遭到了解放军部队的打击。他们边打边跑，而追击的解放军部队越来越多。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他们被团团包围，只得准备孤注一掷。小分队中唯一的幸存者布桑至今仍记得最后一仗：“当时半山腰上全是解放军的部队。我们突围了9次都失败了，那天的伤亡最为惨重。战斗中，解放军一直在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大约10点钟的时候，我看看四周，只见两名同伴咬碎了氰化钾胶囊自杀身亡。我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也将氰化钾胶囊放到嘴里。”但还没等布桑咬碎胶囊，就被人从身后打昏了。旺杰和小分队的其他人被击毙，而布桑则当了俘虏。木斯塘的垂死挣扎1959年贡布扎西到达印度后，立即和嘉乐顿珠筹建新基地，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他们将目标选定在木斯塘，该地区位于尼泊尔北部边远地带，是一片不毛之地。中情局同意为他们提供援助。计划的第一步是向西藏派遣2100人，每300人一组。根据计划，木斯塘将成为叛乱武装进入西藏建立基地的补给站。中情局特别要求行动要严格保密，以免引起印度和尼泊尔政府的疑虑。贡布扎西指定一个名叫巴巴益西的还俗喇嘛负责实施这次行动。1960年6月，益西带领着包括一个两人电台组在内的先遣队前往木斯塘地区。从西藏叛逃出来的叛乱分子大部分混杂在锡金的筑路工程队，益西他们从中选了300人，打算先到设在印度大吉岭的指挥部集合，再从这里转运到木斯塘。计划起初进展顺利，但很快筑路工人中就传出流言，称有人正在组建叛乱武装。有数百人离开了筑路队前往大吉岭，但他们秘密撤离锡金的行动引起了当地报界的关注。中情局对此非常不满，干脆取消了对他们的援助。木斯塘地区很快就聚集了2000多叛乱分子，但益西既没资金也没补给。随着冬季的临近，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些人只得靠煮皮鞋和鞍囊充饥，好几个人被冻死了。1961年3月，中情局重新恢复了对木斯塘叛乱武装的援助，向他们空投了一批武器弹药。有7名赫尔营受训者随同装备一起空降在该地区，还有其他几个人经陆路来此会合。中情局运送了武器，急切地想看到效果，而木斯塘叛乱武装也不想令他们失望。他们在贯穿西藏西南部的青藏公路、木斯塘附近地区以及通往拉萨的公路上实施了一系列恐怖行动。

    同年12月，中情局又向木斯塘空投了第二批武器装备。在1961年至1964年间，西藏地区屡屡发生恐怖事件，青藏公路几乎陷于瘫痪。中国军民不得不另修一条公路绕过该地区。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尼赫鲁转向美国寻求援助，得到了迅速回应。双方采取了一些联合行动，一些西藏叛乱分子也参与其中。印度方面也终于得知了木斯塘叛乱武装的情况，在此之前，大吉岭地方政府还一直被蒙在鼓里。木斯塘叛乱武装被划归新德里的“联合行动中心”指挥，美国、印度和西藏叛乱分子各派一名代表进行协调。中情局继续为叛乱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并安排在赫尔营的训练事项。不过，在行动的性质和方向上，印度人还是很有发言权。1965年5月，中情局空投了最后一批武器装备。此时叛乱武装已接到了停止在西藏境内发动武装袭击的指令，其行动仅限于搜集情报。但他们抗命不从，继续制造事端，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不过，叛乱武装的内部矛盾也在不断扩大。1968年，益西因财务纠纷与助手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于让益西出任木斯塘叛乱武装的负责人，中情局以前一直持保留意见。但益西是贡布扎西指定的人选，中情局也别无选择。而此时贡布扎西已死，中情局借机解除了益西的职位，由1957年在塞班岛受训后伞降到西藏东部的旺堆嘉措继任。“我们败得很惨”1968年下半年，中情局通告嘉乐顿珠称，将不再插手关于西藏的行动，这让嘉乐顿珠大吃一惊。不过中情局表示，在未来三年里仍将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木斯塘叛乱武装削减和安置人员。对于其中的原因，美国方面没有作出解释。华盛顿显然已清楚地意识到，西藏叛乱分子早已没有利用价值了。此外，美国也正与中国政府进行秘密接触。在此情况下，美国在喜马拉雅山长期支持这支叛乱武装已显得不合时宜。但在嘉乐顿珠看来，美国的撤出意味着彻底的背叛：“美国人曾经亲口向我保证，如果达赖喇嘛去印度，他们就将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直至取得最后的成功。”拉莫次仁和旺堆嘉措在木斯塘得到消息时也是非常震惊，他们决定封锁消息。以旺堆为首的木斯塘叛乱武装苟延残喘了好几年。在此期间，他们仅从印度那里得到了少许援助。大多数行动都暂时搁置了，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队伍的整编和恢复。到了1974年夏，随着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尼泊尔政府决定对木斯塘叛乱武装实施武力打击。他们调遣部队，要求叛乱武装投降。当时正在博卡拉的拉莫次仁被逮捕，并被当成了谈判的筹码。剑拔弩张，但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际，达赖喇嘛的使者到了，并带来了一盘录音带。他们在叛乱武装的帐篷里播放了这盘录音带，一个名叫乌金扎西的武装分子回忆说：“当录音带里传出达赖的声音时，不少人都哭了。大家都亲耳听到了他的指示，我们别无选择，只得投降。随后我们上缴武器——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天一夜。”旺堆心里很清楚，投降之后尼泊尔政府肯定会把他关进监狱。于是他带着几个亲信逃往印度边境。尼泊尔军队紧追不舍，他们只得在尼泊尔和西藏之间往返流窜了近一个月，最后来到印度边境的廷克斯山口。旺堆在亲信的护卫下走在前面，其他人在后面警戒。却不料这是一个陷阱，尼泊尔士兵正埋伏在旺堆等人经过的路口。经过激烈的交战，旺堆和他的随从被击毙，而其他人却冲出了重围，大多数得以越过边境抵达印度。拉莫次仁和其他6个人在加德满都的监狱里服了8年徒刑。西藏叛乱武装就这样灰溜溜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在中情局插手西藏行动40年之后，罗杰·麦卡锡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叹道：“很遗憾，我们的政府经历的悲惨要远远多于取得的成就。虽然我们已尽了全力，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编辑：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