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栋梁，是我此次采访的十八军战士中唯一的工人，在成都城郊一个风景秀丽的别墅区，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妇在阳台上张望的身影停住了我寻访的脚步。为了等候我，老两口已经准备了很久，当他们用那两双长满老茧的双手拉起我，嘴里不停地说着：“真是太激动了，离开西藏这么多年了，还有你们这些娃儿想到我们，大老远从西藏赶来看我们……”

　　我被二老的热情所感染，越发感觉此次采访的责任。在老人润湿的眼里，我们了解到，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那些岁月，让他们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因为那些日子，几乎就是他们的一生。

　　“我原本是国民党汽车部队的一个汽车兵，十八军进军西南解放成都的时候，我和部队一起起义参加了十八军，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汽车兵。老话说，"穷吃粮，饿当兵"，当时加入国民党，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直到后来参加了十八军才知道为什么当兵、什么叫光荣。”

　　于是，在听到了毛主席“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伟大号召后，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情鼓舞着他――“我要报名，我要进藏，去解放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同胞兄弟！”

　　1950年2月15日，身为十八军后勤部队汽车17团一连驾驶员的杨栋梁驾驶着美式JMC四轮卡车和战友们开始了行走康藏线的人生。

　　①抢运二郎山

　　杨栋梁一进藏就和康藏公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为十八军后勤部队修筑康藏公路运送物资。

　　在1950年，筑路部队开始修建从二郎山到昌都的公路，而杨栋梁和他的运输部队啃的第一块“硬骨头”就是抢运物资翻越二郎山。“不分白天黑夜，我们整整跑了四十天。”时至今日，杨栋梁仍然难以忘怀。

　　在那四十天里，汽车部队从邛崃、大邑等地，来来回回为筑路部队运送物资。二郎山的山这边和那边各有两个饭站，运输部队的车辆随到随吃，车上还配发了一桶饼干，有时顾不上吃饭，战士们在车上喝点水、吃点饼干就算是解决了一顿。除此之外，路途的险要更不用说，险、窄，四轮卡车的前轮胎过去，后面双胎中的一个仍旧悬在悬崖边，下面就是万丈深坑，而且车子的保养也跟不上。经常有一个车翻下去压到下面的车子的情况，牺牲了不少同志。

　　“解放军吃得苦哟！”沉浸在当时的回忆中，杨栋梁十分感慨。

　　即使是这样，杨栋梁和战友们仍然是干劲十足。当时的JMC四轮卡载重2吨半，为了抢运物资，杨栋梁他们就装满3吨。

　　“最过瘾的就是去大地主刘文彩家里拉粮食、物资供给筑路的解放军，那真是有翻身作主人的感觉。”说到这，83岁的老人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那您有没有计算过，到底跑了多少趟？”我们问道。 “记不清跑了多少趟，反正每天都在跑。”他答。 就这样，康藏公路延伸到哪里，杨栋梁和他汽车部队的战友们就开着JMC把物资送到哪里。

　　1954年底，康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杨栋梁和另外十几台车参加了通车仪式。当他身着绿色的解放军军装，开着他心爱的JMC驶进拉萨城的那一刻，他内心的骄傲和自豪是无以言表的，并且让他享用一生。

　　②再续康藏缘

　　1956年，杨栋梁转业到昌都交通局运输公司，仍然是一名驾驶员，从成都到昌都，或从昌都到拉萨，他仍然常年跑在康藏线上，直到1987年退休。

　　昌都运输公司主要承担的仍是从四川向西藏运输物资，只是不再供应部队，而是民用物资，供应地方单位上的干部职工。西藏的干部职工继承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传统，所以运输队运输物资以粮食为主，包括大米、包谷、面粉、罐头，还有十分具体的各类生活用品。“那个时候，就是扫把都是他们从四川运进西藏的。”说到这，一旁的老伴也不禁插嘴，神情十分骄傲。

　　当时，杨栋梁从成都至昌都，往返需要半个月，昌都交通局运输公司有100多辆车，就这样常年跑在康藏线上。

　　“造孽啊，相当的苦。”杨栋梁说。行走康藏线，面临的困难相当的大。

　　“一是怕车子抛锚。我们虽然有修车的师傅跟着跑车，但是一到冬天，油箱一旦冻烂就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其他的车拖到最近的站上等着，车上的物资分散到其它车上继续往前运。二是塌方。康藏路1954年、1955年塌方特别多。有一次在雀儿山塌雪方，我们十几辆车就等在路上，等道班上的推土机推雪把路打通，再在轮胎上挂上防滑链条一点点向前行进，这种情况非常多。这两天中央电视台放的电视剧《天路》说的就是我们，我每天晚上都等着看。昨晚上的一集就和我们当时在折多山的情景是一样的，晚上下大雪，我们只能向前"拱"啊，慢慢地、慢慢地"拱"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拱"完，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真是看得我心酸。但是我们当时年轻啊，真觉得无所谓。”

　　行走康藏线，最让杨栋梁印象深刻的就是翻车，一生中经历的三次翻车虽然让他饱受伤痛的折磨，但却让他更加懂得了生命的可贵。用他的话说，是“几次闯过鬼门关，九死一生”。

　　1955年，怒江过去的半山上，身为班长的杨栋梁开着头车在前。停车休息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天黑路滑，他竟把车停在山的缺口上了。等到他上车一起步，就翻下山沟里去了，一车汽油23桶都倒到山沟里，而杨栋梁当场就昏死过去了，不省人事。后来，战友跟他说，他被夹在了两个大桶的中间，才万幸保住了一条命。战友把他抬上来。正好碰到有个医生在道班上，这是何等幸运的事啊！要知道，那时由于医务人员紧缺，几个道班才配一个医生轮流巡诊。两针强心针下去，第二针他才喘了一口气。一旁的战友激动地说：“好了，好了，活了。”战友随即腾出一辆车，把他送到昌都医院。整整住了四十天医院，昏迷了一个星期，一天打四针，终于捡回一条命。但是伤到了大脑，肩膀也从此抬不起来了。

　　万幸！还能开车。

　　1954年，扎木附近。“我走第三个车，离道班还有一公里的样子，前面的山上的石头从山上正往下滚，眼看就要砸在自己的车上，我看情况不对，赶紧把车门打开往车底下跳。刚下去，一块大石就砸下来。我当时腿都酥了，一身都吓软了。大家赶紧把我扶起来，定睛一看，车子的木方向盘被打成两半截了，我刚坐过的沙发坐垫已经打成一个U字型了。只要稍微慢一点跳下车，我就铁定被砸成肉饼了。真是太险了！我算是命大，真的命大！”后来，车子在道班上放了一个星期才等到配件修好再上路。

　　③难忘康藏情

　　行走康藏线，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常常遭遇敌人。

　　西藏平叛之前，康藏线沿线经常会有一些散落的藏军，他们流落成土匪，配有武装，经常抢劫过往车辆。在康藏线上，杨栋梁和他车队的同事，经常经历和土匪的遭遇战，也有身边的同事牺牲了。

　　“1956年，我们车队在江达附近的一个山谷里遭遇了叛军土匪，他们埋伏在山上，在激战中，车队的一个同事牺牲了。解放军部队闻讯从江达赶来，我们才被营救。”杨栋梁还说，当时车队都是配枪的，1956年匪患特别严重的时候甚至还配备了一些其它武器，车队在运输工程中，一旦遇到敌人，我们就英勇作战，一点都不会怵他们。1956年，青藏、康藏线上很乱，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最严重的时候，上级就派解放军部队押车运送物资，我们车队前后的各一辆军车，各拉一个武装班的战士。

　　也是在1956年，杨栋梁结婚了，媳妇也随后进了藏。“当时我们家属都不敢单独去河边洗衣服，必须三五成群结成队，在配枪的男同志的保护下才敢去。”提到那一段日子，老伴也还是心有余悸。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杨栋梁仍然庆幸自己能够参加十八军，能够进藏，因为他从此当家做了主人，更因为那些珍贵的战友情。

　　杨栋梁说，我是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一路看过来、感受过来，才知道什么叫“天壤之别”。俗话说“穷吃粮，饿当兵”，当了国民党的兵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大家很多都是抓壮丁抓来的。汽车兵还好些，步兵才恼火。寒冬腊月国民党兵只是薄裤子加绑腿，冻得发抖。班长问：“冷不冷？”还得回答：“不冷。”十八军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纪严明，是真正的人民的部队。十八军部队关心战士，家里有困难马上会给家里解决，军属逢年过节也有礼品，而且注重对个人的培养，培养我们加入共产党，这都让我们感觉到更像主人。更让人敬佩和感动的是十八军的吃苦、乐观精神，修路时，抢修二郎山的部队，很深地感动了我们。

　　“我们战友之间、驾驶员之间，关系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友爱，在那样艰苦的时候，我们相互照顾，相互鼓励，还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杨栋梁说。

　　在路上，战友同志之间都相互照顾，一般12、13辆车一起，哪辆车出事了就把物资疏散，保证完成运输任务。“困难时刻见真情，大家的关系真是比亲人还亲。当时我们汽车驾驶员跟兵站、道班的同志都是素不相识的，大家像老朋友一样的互助、友爱，无论是开地方车还是开军车。离开西藏这么多年，最亲的还是老战友、老同事，都断不了联系，见了面都很亲。”杨栋梁感慨。

　　上世纪80年代，杨栋梁的大儿子在昌都参军，后子承父业转业到了昌都客运车队，1996年去世，把32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西藏；小儿子、二女儿目前也在西藏工作。“就因为我去了西藏，参加十八军，子女就和西藏有了不解之缘。我为西藏献了青春，还献了子孙，我仍然感到骄傲。在西藏过惯了，酥油糌粑都吃惯了，在哪抛锚了就靠酥油糌粑来维持。那是让我怀念一生的味道。”

　　行走康藏路，一个普普通通的汽车驾驶员，为西藏的建设默默贡献了一生，和康藏路、和西藏，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编辑：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