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领步枪   

　　1958年初夏，民族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后不久，我在全国民族调查重新编组和扩编时，被分配到西藏调查组，这个组是惟一缩小到五个人的。这时我到筹建中的民族所快一年了，而被分到西藏组是非常偶然的。由北大哲学系分配到这里，原是让我搞民族理论研究的。在1958年推行订立师徒合同的“运动”中，我被牙含章同志定在了他的名下，并在他“带头”贴出的大字报上公布。这时在大跃进的气氛中，全所无论搞什么研究的都要参加调查组下去调查，因为牙含章又是研究西藏的专家，做他的学生就得先去西藏。对于我原本没有接触过任何民族问题的人来说，到那里也无所谓，只是在听到一些对我能被派去西藏称羡的消息后，略感兴奋而已，因为这时我对西藏几乎是一无所知的。8月上旬踏上赴藏之路后，同行师友开始向我灌输西藏知识，我也在王辅仁同志和结伴的藏族女学员辅导下学了藏文字母拼音和常用问候话。一路上，甘青的历史名城和风物都成了辅仁先生为我们讲述藏族历史故事的由头。半个多月下来，我开始有了一些藏族历史的初步轮廓。   

　　对西藏社会的现实，是到格尔木后才开始认识的。我们到格尔木西藏办事处联系进藏时，办事处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步枪，说是进藏人员所必需。这时我才知道，自1957年下半年以后，西藏已有叛匪猖狂活动，不断发生公路和汽车被袭击的事件，所以进藏人员必须武装自卫。这时汽车司机也都是人手一枪。我们就这样武装起来了。作为一个年青人得到一支枪是很兴奋的，但人背上了枪思想并没有武装起来，除去我与当过兵的年青学生冯士钵把每条枪都擦拭一遍外，全组并没有认真的御敌准备，因为都是书生，连遇叛匪应怎样射击，怎样分工都没想过。好在我们上路的日子遇到了“吉日良辰”，五天行程中平安无事。然而并不是天天那么平静，在我们走过藏北的第二天，一辆运货卡车就遭遇了叛匪袭击，司机遇难牺牲了。我们在所住招待所中看到人们扎花圈，得知了这一消息，加深了对西藏严峻形势的认识。西藏工委领导同志在接见我们时也对西藏斗争的形势以及康区叛匪(即“康巴”)窜入拉萨的情况作了介绍，要我们提高警惕，不要随意上街。   

　　在拉萨期间，通过与西藏的同志一起参加“三套丛书”的编写准备工作，系统了解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围绕贯彻十七条协议的斗争历程和形势的发展。那时时常听到一些藏兵横行街市、恣意寻衅的情况；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亲眼所见，更使我在整体上对藏军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庆祝大会的广场上，除有部分群众代表的队伍外，两种军人的列队十分显眼，一种是西藏军区所属的进藏人民解放军，另一种是藏军。本来根据十七条协议，藏军应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改编未能实行。参加大会的藏军有两个代本。一个是一代本，又称“古松代本”，是达赖的警卫团。这个代本前几年在他们自己的要求下，曾经配发过当时解放军的制式军服，但平时并不穿用。这天把平时不穿的解放军军服套在外面，又把当时解放军已经废置的大盖帽顶在盘起的发辫上，怪模怪样。第二代本是藏军的另一个骨干团，这天照旧穿着原裁军的袍服。这两支藏军进场时，前导的军乐队吹奏的是苏格兰民歌，鼓手用双锤舞弄着花点，兵士扛着英制步枪，趾高气扬地踏着英式军步，耍弄威风。藏军进场后架起枪炮，与解放军成对阵之势，突出地显现了帝国主义势力盘根错节的影响和西藏形势的严峻。

虚惊一场   

　　1958年国庆节后，调查组根据西藏工委指示，与工委研究室配合分组下去调查，调查组也从中央民院正在拉萨进行藏语实习的师生中吸收补充了部分人员。调查分为三路、一路去藏北，一路去塔工(今林芝)，一路去日喀则。行前我们改发了冲锋枪，并进行了射击训练。去日喀则的一组分工委又增派了当地干部，合在一起组成7男4女的队伍。当时班禅地区是西藏形势较好的地区，但从日喀则往西就没有中央驻藏部队和机关了。第一次下去是到拉孜宗，头天路途平坦，乘汽车与修筑中尼公路的筑路人员和登山队同行，当晚一起到汽车可以开到的乌毛宗。第二天与其他人员分手，沿传统路线乘马走雅鲁臧布江南岸，经彭错林再去拉孜。那天上午，十几个人持枪骑马的一支队伍，走起来尚称威武。在一个小村打尖后，往前翻过了一个小山梁，进入了一块很大开阔谷地。没走多远只见对面山梁上也有一队人马翻了过来。是什么人？看不清楚。据分析，一般农民不会结队骑马出行，面往西这些宗1956年设的办事处早巳撤销，根本没有中央工作干部和驻军。那么，是……。分工委的同志让大家放慢速度，仔细观察，作好准备。又特别嘱咐我们初次骑马的同志，要勒好自己的马，一旦有事别让马乱跑。我们这些年青人虽有些紧张，但并不恐惧，因为“有枪可恃”。几位女同志表现得也很勇敢，只是因第一次骑马，马上驮着高高的行李，人坐在上面，怕驾驭不住，马一受惊．就怕被掀下马来，所以一再叮嘱牵马人，千万拉住马。对面的马队见到我们似乎也放慢了速度、双方摸索着走了十多分钟．我们才看出对面像有解放军战士，对方也认出了我们，双方这才放心地往一起走。两队人马走拢后，得知他们是由定日边防站回日喀则汇报工作的人员和护送战士。原来是一场虚惊。   

　　在拉孜、日喀则两地调查的两个来月内，由于当地官员和群众受班禅堪厅影响，大都是信任中央的，加之我们采取访贫问苦的工作方式，表现了对他们的关心，所以到处都受到热情亲切的接待。这样的平和环境难免使我们又以偏概全地看待西藏形势、滋长某些过于乐观的情绪。事实上，这里也不是平静如水，事后我们才知道，受分工委指派陪同我们的敏吉先生，一直在密切监视着周围的社情动态，因为他利用与当地人士的关系，掌握了可疑人员在附近穿行的情报，所以晚上一直是以和衣打坐的方式休息，为我们值更守夜。回到日喀则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段时间西藏全局形势正在进一步恶化，不久前在我们经过的去拉萨路上，一个军区医务小分队遭到了叛匪袭击，全部遇害。元旦以后，回到拉萨与另外两组会合，又得知那曲、塔工形势相当严重，那曲组是在一个班的武装护卫下，由分工委社会部长亲自带队下到牧民部落的。   

严阵以待

　　临近藏历年拉萨气氛已很紧张，康巴叛匪及藏兵劫扰、枪击藏族干部和平民，寻衅闹事的事件频有发生。这年因为达赖喇嘛要考格西，由各地康集拉萨参加传召法会的僧人和群众多达数万之众，这时邻近藏区多处已发生叛乱，外地来人中裹缠着许多参叛人员，“四水六冈”组织的叛乱武装也在拉萨周边集结。在这种形势下，中央驻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不得不武装起来以自卫。派来拉萨与我们会合的藏史组王森、柳升旗、常风玄和我们一起都编人了民兵营。当时流行全国的“全民皆兵”的口号，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贯彻。进人2月以后，已可看到武装叛乱不可避免，各行各业的中心任务都是备战。而我们调查组按全国统一的部署则是加紧写书，要求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二者显然互相矛盾，经过领导的折衷，确定“简史”和“简志”各留两三个人集中写书，其余(包括地方概况组)的人转为全力备战。于是，我与常风玄等几个人，加上藏语实习队的几位男同学，便与政研室的同志一起，组成一个“排”，被指派在工委大院对面的一排平房里驻守，负担起工委前沿这个东西长约五六十米的条形院守御防敌任务。   

　　传召法会过后，藏军每天吹奏着英式军乐围绕工委大院武装示成，记录影片《平息西藏叛乱》拍摄的就是藏军在我们那排房子后面游行的情景。穿行的道路正是1954年国务院会议决定为西藏援建的拉萨第一条马路，实在是丧心病狂之极。这时中央还在尽力争取达赖，工委统战部几次派人诚恳地与西藏地方政府有关负责人，商谈达赖喇嘛去军区观看演出的事宜。3月9日我们曾得知我们的排长刘可夫同志，接到次日要穿好的衣服去陪达赖看戏的通知。10日一早我们也看到与我们一个广场之隔的马路上，有洒水汽车为达赖通过而喷水净路。然而，在上午大约十点左右，形势突然变化，一个流言，使拉萨顿时恐慌起来，我们院内一批长期雇用的民工也随之一哄而去。不久得知叛乱分子开始动手杀人了，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帕巴拉活佛之叔索囊降措堪穷被打死了，被中央任命为军区副司令员的西藏噶伦桑颇·才旺仁增也被打伤。又传来消息：叛乱分子在西郊麋集，要组织队伍过来游行。因为如果发生游行示威的事情，我们的驻地首当其冲，排长赶忙打电话请示。上级明确指示，要我们做好准备，严密监视，并且再次重申：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枪，严守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我们严肃地等待了几个小时后，果然有游行者稀稀拉拉地走来。待到近前才看出只是几十个穿着既不像上层，又不像劳动者的妇女。她们二三两两躲在墙极下匆匆而行，间或喊上两句“汉人全部滚出去”等反动口号。后来听说这些人都是从拉萨街头雇来的无业游民。我们大概是这个闹剧的最近距离目击者，因为当时只有我们这个排警戒在她们行进的街旁墙头上。  

　　以后几天拉萨的恶劣形势又向深层发展，住在市内与中央驻藏机构有较多联系的人家和参加工作人员的家属受到严重威胁；广播通讯线杆遭破坏；一些富裕人家人背车载地向外转移财物。我们也认真做了战斗准备，续修好厚顶石碉；抢挖了两个地堡和交通壕、单人掩体；领来充足的弹药和轻机枪、手镏弹；储备了挂面、面粉、糌粑、饼干等几个月的给养，防备被长时期的围困，如像林芝、泽当等地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那时，光冲锋枪子弹我就领了一整箱，共计一千发。我们排还领受了保护前来避难家属的任务。十七八日工委领导、直接负责我们工作的张向明副秘书长，向我们传达了形势发展的最新情况，说达赖喇嘛已经离开罗布林卡，过河南去了，武装叛乱可能很快爆发，要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也做好长期准备。这时刘可夫同志又指定我作为他的机枪助手，我把弹药箱打开，还锯了一个半截扁担绑在弹箱上。   

　　19日晚上因为时有零星枪声，大家都警惕地判断着枪声来源，观察动静。午夜前后，突然听到密集的射击声，不一会儿，几个方向都乒乒乓乓响起枪来，我们接到电活说，叛匪已经正式向某驻地进攻了。我们赶紧把住在屋子里的家属接进了碉堡，各人都进入了自己的战位。很快听说八角街南部的邮电局、警卫营驻地首先遭到了叛匪的袭击，他们大概想从那里打开突破口，打掉我们当时驻拉萨主要的守备部队，进而分别对军区和工委形成包围态势。但是他们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城区北都的外事办，人民医院及西北部的运输站继后成为叛匪围攻的重点，这些单位地处边缘，各自孤立，而且是扼守于青藏公路与康藏公路的联络线上，使北郊与西郊叛匪之间的游动与联络受到限制，因而叛匪死命攻击，必欲除之而后快。叛匪的进攻受到守卫在这些地方的干部、战士和工人的英勇还击，战斗相当激烈。我们面对的是布达拉宫前面和东面的石碉，驻在里面的藏军居高临下向工委、筹委等处疯狂射击，不时还发射几发迫击炮弹，守卫部队以猛烈的火力还击。我们的位置处在工委西端碉堡的侧后，南部又有统战部等几个单位的地堡突出在我们之前，实际上是在内线战位，所以一时没有与敌人交火。大家看到战斗如此激烈．自己却使不上劲，很是着急，但我们的位置离敌人距离远，地势低，用步枪打不到躲在碉楼内的敌人，冲锋枪更够不上。一段时间也曾提出用机枪打，但把机枪扛出来，架到石堡顶上试瞄了几次，还是觉得无法发挥作用，只好各守战位等待战机。天亮以后，听说解放军接到平叛命令后，很快消灭了几处敌人的据点。又听说一个突击小分队冒着敌人压在头上的火力，神勇地冲上了矗立在拉萨河谷中央的甲玻日，大家很兴奋。甲波日紧贴在筹委大院西北角，汉名叫药王山，原有西藏医药教育机构驻在顶上，藏军准备叛乱后其地筑有枪炮工事，与布达拉上的据点成犄角之势，从高空威胁着筹委、工委和拉萨西部许多中央单位的安全。解放军夺回这一山头是平叛战斗的一个重大胜利，所以平叛以后曾有人建议药王山改名胜利峰。   

　　20日和21日两天里，枪炮声时疏时密，但我们这里战斗的压力已经不大，因此常常聚在一起谈论传来的战斗消息。白天里领导让我们抓紧休息，可我们这些初次“参战”的年青人哪里睡得着觉，不是听这里或那里的枪炮声，就是循着我方打出的炮声看弹着点，因为此时战局已经明朗，观看怎么打击敌人是很开心的事!不过这时还得隐蔽在交通沟里，不能在院子里随便走，因为敌人在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院子，容易招来敌人的射击。到第三天，解放军已把大部分敌人的据点摧毁，只剩下布达拉宫和小昭寺里的敌人仍在负隅顽抗。这天夜里，轮到我放哨，连续三天兴奋得很少睡觉，这时已很疲倦。挎着冲锋枪，半站半倚地站在碉堡边上听着零星的枪声，慢慢就迷糊了。不知多久突然觉得对面广播站的大喇叭在哇里哇拉的说些什么。待清醒过来后，才听出是广播员在用藏语向敌人喊话，后来又改由爱国上层人士和起义官员现身说法。我心中很愧疚。这次放哨虽然没有惹出什么麻烦，毕竟没有很好地执行任务。拉萨天亮的晚，大约八九点钟时，我们看到布达拉宫下面有几个人举着白色哈达从“雪”(藏语下面的意思，这里专指布达拉下面一片建筑群)里出来，走向我方指定的地点，接洽投降事宜。几个钟头后，原在工委机关工作的藏族青年达娃，代表一起进驻布达拉宫的解放军和工作纽，爬上布达拉宫顶，插上了五星红旗。拉萨平叛宣告胜利结束。我作为参加拉萨平叛民兵的一员，亲眼看完了三天的平叛战斗，遗撼的只是未发一枪一弹。  

　　从1959年11月开始，我们西藏组又进藏参加西藏民主改革工作，并结合工作进行社会调查，后转为专门调查。因为那段时间内仍然有零散叛匪未被肃清，直到1962年初调查组撤回北京前，我们下乡时都配有武器，或长枪或短枪，虽然一直没有真正开过火，但也算挎过枪吧!

（编辑：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