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7日上午，我们正商量拉萨地区社科界庆祝藏历木猴新年茶话会事宜时，电话响了，吴景春同志（陈家琎同志的爱人）硬咽着告诉我们，久病的陈家琎同志因患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脑梗塞等多种疾病于上午9时零6分在北京去世。虽然春节前我们已知道家琎先生几次病危抢救，院党委专门派人前去北京探望，应该说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不幸的消息突然来临时，我们还是久久无语，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陈家琎同志1928年出生于河南许昌县。大学学的专业是英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随十八军进藏，长期任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1980年参加筹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先后任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所所长兼汉文文献研究室主任、编审、西藏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1985年奉命赴北京整理西藏历史文献，这项工作在他离体甚至卧床不起时仍在勉力进行。

　　作为新闻记者，陈家琎同志不怕条件艰苦，深入生活，曾采写过大量反映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等时期的新闻报道。农奴悲欢，高原风雪，跃然纸上。工作中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使他更深刻地认识西藏和藏族人民。在他第一次参观布达拉宫时曾写下这样的日记：“伟大壮丽的布达拉宫是人间的玉宇琼楼，集藏族文化的大成，也是中华儿女的骄傲。我从这里看到了藏族人民非凡的毅力和卓越的才能，看到了他们灿烂的过去，也看到了他们辉煌的未来。我决不相信一个能够在几百年前建造布达拉宫的民族，会永远忍受奴役和贫困。帮助这个民族是共产党人的责任，为这个民族做事是进藏战士的光荣！”这不是空泛的口号和誓言，而是通过长期艰苦斗争和深刻思考后所得出的理性认识。这对他后来的藏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家琎先生热爱西藏、热爱西藏人民、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文化中不可分割部分的西藏文化。新闻工作者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对事物如何发展能作出准确的判断，这种可贵的素质使得当他50岁那年致力于西藏社会科学和藏学研究时发挥到了极致。

　　1978年，他主持西藏地震史料的整理字汇编工作，先后组织近200名藏汉族专家、学者从30多万件藏文档案中挖掘出800余件地震史料，历时4年，五易其稿，编成近100万字的《西藏地震史料汇编》（两卷）。国内外学者对此书的出版给予很高的评价：国家地震局专家称“这套书填补了中国地震研究的空白”，“为今后西藏的地震预测、预防，提供了重要依据”；“已查到唐贞观年间拉萨的地震记载，把西藏地区的地震记录，一下推远一千二百多年”；“较系统地反映了唐贞观十六年（642年）至1955年一千多年间西藏和邻近地区地震宏观情况，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藏文档案”；“在史料整理工作上，也是开创历史先例的”；“史学家可得原文，地震学家可取地震目录，地质学家可用地质描述，工程学家可量震害记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在世界上，以中国的地震史料最丰富、最有价值，其中又以西藏的地震史料最详细、最有价值”。

　　在整理西藏地震史料的基础上，主持编译了《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灾异志》三卷，即“雪灾篇”、“水灾篇”，“雹霜虫灾篇”，收录历史档案文件近400件，有30余万字。这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有关西藏气候灾异的档案史料，除记载灾情外，还涉及旧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地丁钱粮、徭役差赋等多方面内容，可供多学科研究使用。

　　创办了全国第一座藏学专业图书馆。1981～1985年短短几年间搜集和收集藏汉文图书10余万册。其中包括大量藏文古籍和藏汉文藏事著作几百种，还珍藏有《四库全书》，以及折子本《明南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几种版本的《二十四史》及大批边疆史地丛书和多种类书。突出的学科特色和图书质量曾使各地来访学者大为惊讶。

　　1981年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藏学学术刊物《西藏研究》，并任汉文版和藏文版的主编。在组织藏学队伍、促进学术交流；反对分裂、加强民族团结；认识藏情、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刊物行销国内外，深受藏学界和广大读者欢迎，80年代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誉为“中国最重要学术刊物40种”之一。

　　无论是整理资料、编书、创办刊物，他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紧紧围绕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大方向，坚持藏学研究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他为开创藏学研究新局面，认真学习，辛勤耕耘，克服了重重困难。他想得深、看得远，所做的事自然也是大目标、大手笔。十几年间，他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整理藏学文献史料，主编了洋洋大观的四部藏学丛书。

　　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早在唐代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藏族文化的研究。17世纪左右国外一些人士也对藏族和西藏地方史进行探索。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同时，把大批珍贵的藏族文物和有关藏学文献劫掠而去。一些外国人怀着不同的动机，加紧对藏族文化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正式形成“西藏学”。1959年随着一小撮反动大农奴主叛逃国外，携走大量珍贵的藏文档案和文物、文献资料，许多国外科研机构把西藏问题作为重要课题。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不惜重金雇佣生活在国外的一些藏族僧人和有文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竞相建立许多西藏学研究机构，出版大量专著、资料汇编，创办刊物，出现了一股“藏学热”。

　　系统整理藏事汉文文献是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由时任院长多吉才旦同志倡议下进行的。当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其一，西藏各族人民正在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中取得借鉴，以继承和发扬西藏各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加快建设新西藏的步伐。其二，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已经建立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使各兄弟民族人民迫切需要相互增进了解，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文化交流，共同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其三，在学术领域里，西藏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西藏学的同行们极其需要一些基本资料，以求快出人才，多出成果，为伟大祖国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其四，十年动乱中，藏、汉文史料都遭到了空前浩劫，幸存的一些古籍文献，有些久未重版，业已老化变质，很难提供使用；有些著作仅有手抄本传世，濒于失传。因此，急需做一些抢救工作，为后人保存下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整理有关西藏文献古籍已为当务之急。”（见《西藏研究丛刊》出版前言）1985年成立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实际上是一个课题组，重点整理、编辑藏学汉事文献。当年，经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区党委宣传部报请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确定以系统整理藏事汉文文献为西藏社科院重点科研项目，为此成立专门课题组，责成陈家琎先生为丛书主编主办此事，要求依靠内地在资料、人才和工艺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工作，广泛搜集各类藏事文献，编纂出版一套从战国到民国比较系统完整的藏学文献丛书。编纂此书的目的是“资政、助学、存遗”，即为西藏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出书，为推动藏学研究出书，为保存文化遗产出书。总的指导思想是深入挖掘爱国主义传统，用史实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