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全部解放。藏胞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撑着各色的花伞，在芬芳的菊花香中，捧着洁白的哈达，融入了中国各民族团结的温馨大家庭。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这首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过的歌曲，家喻户晓。这是描写西藏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西藏翻身农奴幸福的歌曲。

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

　　“北京的金山上”的光芒照到西藏，是在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1951年9月9日，拉萨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跋涉了千山万水，终于披着阳光到来了。当他们抵达距拉萨城十里的拉萨河边时，拉萨城内的人民都迫不及待地成群结队跑到河滩帐篷前参观。他们对这支队伍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们对指挥员和战斗员们的一举一动都留心观察，仔细端详战士帽子上的“八一”帽徽。原来这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的先遣部队，是藏民们所说的“毛主席的队伍”。藏民们不仅充满好奇，还富有热情。入藏部队到来时，他们一大早就像流水一般从各处拥向城郊的欢迎站。他们穿着白色的服装，举着各色的花伞，妇女们穿上套着各种彩色的背心、腰中束着精致带子的绿袍，来欢迎自己的军队。拉萨城内缤纷异常，军队入城时，洁白的哈达向他们献上，怒放的菊花格外芬芳，拥挤的人群的盛装格外美丽。“从来没有见到这样整齐雄壮、纪律严明的队伍。”藏胞们由衷地说，他们大声地喊“解放军牙堡热”（藏语很好的意思）。

　　晴空万里，布达拉宫的金顶映着阳光，放射出夺目的万道光芒。这是来自“北京的金山上”的光芒。

　　不过，光芒照到西藏，是几经波折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一片欢庆，但西藏仍是在达赖喇嘛统治下的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便将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提上了很紧迫的议事日程。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致信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月2日，他又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把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召到重庆，部署入藏行动。他们同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创始人、长期在藏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平措汪杰会面，双方都希望和平解放西藏。因此，虽然箭到了弦上——军队已布置好，但始终未发。1950年开春以后，陆续有三四批以劝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当局与中央政府合作，让解放军和平入藏为主旨的劝和团出发前往西藏，但这些劝和团只有第一批得到了噶厦当局回复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信件，信中表态称西藏愿与中国保持和发展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院的关系），随后的几个劝和团要么被阻在金沙江东，再不得前进一步，要么劝和信转送拉萨后再无下文，最后一个劝和团的首领格达活佛甚至在拉萨面见达赖喇嘛后，不幸离奇逝世。

　　解放军当时陈兵金沙江东岸，藏军的三分之二也都摆在了昌都地区。形势紧张，虽然昌都基巧（注：专员、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积极奔走，但效果甚微。时不我待，8月中旬，毛泽东再次了解了入藏作战准备情况后，下达了实施昌都战役的指示。10月，昌都战役如期打响了。藏军溃败，阿沛·阿旺晋美宣布投诚，昌都解放。昌都解放后，阿沛·阿旺晋美与平措汪杰的恳谈后，深受感动，对共产党、对解放军有了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逐渐感到和谈是最佳选择，他为日后解放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阿沛·阿旺晋美执笔，以其亲身经历，详细叙说了解放军坦诚相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进军西藏和和谈的方针，这封信上有40名昌都府官员签名，信被送达达赖及噶厦。然而这封言词恳切的上书，并未打消拉萨的政教领袖们的迟疑彷徨，最后在印度、美、英支持达赖的政策撤销后，达赖终于进退维谷，他写了一封亲笔信，送到驻新德里的中国使馆，诚恳地表示愿意谈判。

　　政治天气转暖，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的代表团1951年3月29日从昌都动身赴京。一个月后，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是艰苦的，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西藏东、北与内地相连，只有南面与印度毗邻。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宣称已有解放军了。”大意就是噶厦当局想阻止解放军进入西藏，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只有名分上的主权。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又重申要入藏实行区域自治。双方僵持了很久。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部分噶厦和谈代表深切感到坚守的困难。反复权衡利害，后来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给予了首肯，第—个难关总算通过。第二个难关是关于班禅合法地位的问题。达赖及噶厦政权与班禅有矛盾，代表团又代表的是达赖及噶厦政权，他们强烈反对恢复班禅的合法地位。在李维汉的指令下，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探查班禅合法性的问题，最终找到了十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原国民党政府颁给十世班禅的封册和印鉴等。虽然出示了证据，但噶厦与班禅积怨太深，不可能由一次谈判而冰释。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提出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这层意思阐明后，班禅问题告一段落。但是，当进行到把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写入和谈协议时，西藏代表均勃然作色，他们高声质问，大声喧嚷：“我们已经有了噶厦政府，再搞个什么军政委员会，不是在我们的脖子上又骑上个人吗?”李维汉也怒形于色，说了一些气话，谈判濒于破裂。平措汪杰感受到这种气氛，他于是把李的话翻译成：“李代表的意思是暂时中止谈判，请代表们先回住处休息。”之后，平措汪杰耐心细致地向藏方解释，他说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的，解放军解放的所有省份都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机构。将来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最高首脑仍是达赖喇嘛，怎么会是脖子上又骑个人呢?西藏代表们内火顿时泻了，疑虑打消，和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