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达赖喇嘛前往布达拉宫坐床（罗布林卡壁画）。楚翘 摄

　　金瓶掣签制度制定以后，从1793年开始，就分别在雍和宫和拉萨用金瓶掣签的办法确定呼图克图的转世。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清朝也坚持实行金瓶掣签的制度，不过也有免于掣签的特例。

　　嘉庆九年(1804年)十月二十日八世达赖喇嘛圆寂，首次出现以金瓶掣签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三年以后，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向驻藏大臣玉宁、文弼报告，在各地所报的灵异幼童中，以德格地方出生的春科土司的儿子最为灵异，请求免于掣签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此时嘉庆皇帝考虑不周，批准了驻藏大臣转奏西藏僧俗的请求，于是九世达赖喇嘛未经掣签得到认定，并在嘉庆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布达拉宫坐床。

　　但是九世达赖喇嘛只活了十岁就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圆寂了，到嘉庆二十四年二月驻藏大臣玉麟、珂实克奏称，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等说理塘出生的灵异幼童十分聪慧福相，应验卜兆，请求将理塘出生的灵童免于掣签作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这一次嘉庆皇帝不再允许免于掣签，并对玉麟、珂实克严加申斥。命令除理塘出生的幼童之外，必须再找到两名灵异幼童，方可将三名灵异幼童写签入瓶，遵照定制，举行金瓶掣签。嘉庆皇帝还特别规定，掣签时两名驻藏大臣一人封签，一人掣签，不让喇嘛僧人们经手。嘉庆皇帝去世后，道光皇帝继位。在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道光皇帝才批准以理塘、昌都出生的三名幼童入瓶掣签。1822年正月初七，掣出转世灵童即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他于当年八月在布达拉宫坐床。

历世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一角。郑朔 摄

　　道光十七年十世达赖喇嘛圆寂，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底驻藏大臣奏报摄政策墨林诺门罕报称找到四名灵异儿童，经驻藏大臣和摄政等看验，均有灵异，请求以此四名幼童入瓶掣签。经道光皇帝批准后，次年五月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金瓶掣签。

　　咸丰三年(1853年)七世班禅圆寂，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这样就出现了西藏历史上少见的差不多同时寻访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转世的情形。经咸丰皇帝批准后，将寻找到的两名班禅额尔德尼灵异幼童接到拉萨，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布达拉宫萨松南杰殿举行金瓶掣签，掣出后藏出生的灵异幼童，即八世班禅丹贝旺秋。这是首次以金瓶掣签确定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

　　差不多与此同时，咸丰七年(1857年)摄政热振活佛向驻藏大臣报告，关于十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已找到在桑日、沃喀、达布出生的三名灵异幼童，经驻藏大臣和摄政等人看验后，向咸丰皇帝做了奏报。得到皇帝批准后，次年正月在布达拉宫萨松南杰殿由驻藏大臣和摄政热振活佛等举行金瓶掣签，掣出沃喀出生的灵童，即十二世达赖喇嘛赤列嘉措。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两年后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向驻藏大臣松桂禀告，从各地所报的灵异儿童中经班禅大师等考察，认为在达布出生的幼童征兆殊异，祈请驻藏大臣转奏皇上恩准免于掣签，予以认定。在摄政的带动下，又由西藏各大呼图克图、噶伦及代本等官员、三大寺各扎仓堪布等僧俗大众集会，写成公禀，众人盖印画押，呈递驻藏大臣，恳请向皇上奏请免于掣签。经过皇帝批准，将在达布出生的灵童免于金瓶掣签，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即十三世达赖喇嘛图丹嘉措。

　　光绪七年(1882年)八世班禅圆寂。扎什伦布寺经过仔细寻访和考察，找到灵异幼童三名。经过光绪皇帝批准后，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的萨松南杰殿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而这一天正是英国侵略军在隆吐山向西藏军民发起猛烈进攻、西藏人民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的日子。这次金瓶掣签有十三世达赖喇嘛参加，由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甘丹赤巴、扎什伦布寺扎萨克喇嘛等人诵经祈祷，因当时驻藏大臣只有文硕一人，故由文硕封签、掣签，结果掣出的是达布地方出生的幼童，即九世班禅曲吉尼玛。经文硕将金瓶掣签的结果奏报并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后，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九世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坐床。

　　自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以后，直到辛亥革命的一百多年中，据理藩院不完全记载，仅在西藏地区就有近四十个主要活佛转世系统(含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转世灵童举行过金瓶掣签，举行金瓶掣签的次数有七十多次。这些转世灵童的认定涉及到格鲁派、宁玛派和噶玛噶举派的几个主要的支派。

　　本期内容节选于《金瓶掣签制度的实行》，作者：陈庆英，文章刊登于《中国西藏》杂志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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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易文文

　　旁白：扎西拉姆

　　录音：楚翘

　　音频制作：孔萨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