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州援藏干部：留给大草原一片梦想的天空

　　去年9月12日，郑友清带领工作组到阿西乡慰问，一路舟车劳顿，非常疲惫。回到驻地，在餐桌上边吃午饭边总结前阶段工作。回到房间门口，正要掏钥匙，突然头痛欲裂、天旋地转。多年患有严重高血压的郑友清心里喊了声“糟了”，马上扶住门框。走在后面的曾祥勇、朱涛、徐云川等见势不妙，飞奔前来，组织施救。当时整个若尔盖县医院找不到降压药，还是一位副院长把他老母亲常备的降压药带了几粒救了急。

　　其实，在郑友清心中还有一个永远的伤痛，他把这个伤痛深藏在心底，朝夕相处的工作组成员也没有几人知晓。就在工作组到高原不久，家中就传来他同胞姐姐突然去世的噩耗。从小他就和姐姐感情深厚，一大家人也期望他能赶回去送姐姐最后一程。可省委、市委交给的工作重担，太重，重得不敢片刻离岗。他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姐姐，姐姐，你一路走好。我想回来送你，但我真的是走不开，走不开呀！”那页日记的纸上，浸满了泪渍。

　　工作组里，张登全个子最高、块头最大，但他一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支气管炎。到高原不久，就感到身体严重不适，去医院检查，医生听出了严重的肺鸣音。医生问，身体有这么多的问题，还跑到高原上来干啥？张登全回答说是来援藏的。医生一听，瞪大眼睛，大声说，你不要命嗦，赶快下山去养起！张登全没有听医生的，也没向组织汇报，而是选择了坚守。这一年下来，张登全的体重足足下降了30斤。

　　杨勇的房间被同伴们戏称为工作组的“中药房”。上到高原后，自称百病不侵的杨勇，患上了慢性荨麻疹，身上到处起疱疹，打针吃药不管用，每到夜间，奇痒无比，痛苦难耐。不得已求告达州的老中医，开出药方，他妻子照单抓药，每周大包小包寄来，并捎来了熬药的砂罐。杨勇白天下乡，夜间熬药，他自嘲自己都快成“土郎中”了。

　　人到中年，悲莫大于失去至亲之人，哀莫大于亲人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却无法守护在亲人身边。

　　涂小云是个非常内敛的人，从不把痛苦告诉别人。去年11月，涂小云的老父亲突然身感不适，到医院一查，已是胃癌晚期。他把痛苦深埋在心里，没有告诉工作组其他任何成员。一直到12月25日，轮到涂小云下山休整，他才奔下高原，直奔病床上的老父亲。坚强的父亲一直在同病魔作顽强的抗争，在见到儿子的一刹那，竟老泪纵横，良久，父亲才说，小云啦，我是担心你在高原上扛不住啊!

　　这个特殊的假期，小云就一直吃住在父亲的病房。哥哥姐姐劝他回家休息一下，小云说，我欠爸爸太多了，你们就让我多陪陪他老人家吧。2012年元月1日，老父亲在涂小云的怀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

　　这一年，黄龙德也同样遭遇了人生至痛。

　　去年3月，工作组到高原不久，黄龙德年愈八旬的老父亲查出了肺癌，同时，岳母和儿子也因病住进了医院。黄龙德多想飞回达州守护亲人哪，可山一样重的工作担子，他无法向组织启齿。每天晚上，他通宵难眠，心里祈祷着岳母和儿子早日病愈，祈祷着奇迹能在父亲身上出现。

　　5月17日，老父亲撒手人寰，临走时，嘴里还在念叨着“六儿六儿”。黄龙德在家中排行老六，“六儿”是他的乳名。得知噩耗，黄龙德正在他的联系点唐克镇调研。匆忙赶回家时，老父亲的遗体已装棺。黄龙德跪着扑向棺木，一声“爸爸，您的六儿回来了”，顿时泣不成声。

　　3500米海拔的高原，氧气含量仅为平原地区的一半左右。严重缺氧，是工作组同志必须面临的最大生存挑战。曾祥勇、朱涛、徐云川、曲鸿飞、梁经明、苏万生、庞富烈、淳伟波、陈杰勇、刘江等均出现头疼、失眠、呼吸困难、持续低烧、皮肤溃烂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吃不下，睡不着，日复一日折磨着工作组同志。一年多下来，工作组同志平均体重下降了15斤左右。

　　“环境再苦坚决挺住，风雪再大坚决顶住”。面对高原的艰苦环境和严峻挑战，15名工作组同志义无反顾，没有一个人喊苦，没有一个人叫累，没有一个人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