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到过最远的地方。”对年过花甲的次仁多杰来说，能够亲眼见到天安门和长城，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

　　而这一切的实现都缘于藏纸。因为藏纸，他在贫穷的岁月里负担起一家老小的生计；因为藏纸，他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纸制造技艺的唯一传承人；因为藏纸，他来到了魂牵梦萦的首都北京，有生之年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和长城的厚重庄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纸传承人次仁多杰　 朱琪/摄

　　身兼重任 次仁多杰的藏纸情缘

　　12月7日下午，记者在北京时代美术馆见到了次仁多杰老人。他身穿传统藏袍，头带藏式毡帽，用藏语为前来参观的人介绍藏纸。看到记者打招呼，他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尼木藏纸”四个字，表情略显拘束和害羞。这是次仁老人会说的为数不多的汉语词汇，尽管口音不太标准，却让记者读懂了老人对藏纸的深厚情缘。

　　1951年，次仁多杰出生于尼木县塔荣镇雪拉村著名的造纸世家，是家族造纸技艺的第三代继承人。1959年，年仅8岁的次仁多杰开始跟随父亲学习藏纸制作。“当年整个雪拉村有16户人家在做藏纸，大多是迫于生活压力，把制作藏纸当做一种谋生手段。”

　　但好景不长，随着各地纸制品进入西藏，尼木县开始工业化生产纸制品，工艺繁琐、劳动力消耗大、产量低的传统藏纸失去竞争力，次仁多杰家曾一度停止生产藏纸。迫于生计，次仁多杰只好去学了3年木匠，还做了13年的大队会计。生计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心里却始终有一种责任感在时刻提醒他：一定要把家传的藏纸技艺传承下去。

  1985年，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为修复西藏古籍，需要大量的藏纸。他们找到了次仁多杰，并和他签订了为期18年的藏纸供应合同。正是这次机会，次仁多杰对藏纸的信心被重新唤醒，在全家的支持下，次仁多杰重拾几乎失传的藏纸生产工艺，决心将藏纸技艺和产品传播到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