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吉，西藏山南隆子县人民政府县长也。说起我与他相识的缘分，那还是在我援藏之前的事了。

作者在隆子县援藏时的老战友照片

　　70年代，我们年青人都有一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情怀，我在自己房间里挂了一幅中国地图。也怪了，我的眼光会经常注视西藏自治区这一块。记得79年3月的一天上午，早春时节，天还有些冷，我在厂里的门卫间里取暖。这时我看到一位穿着藏族服装的人来到工厂，说是买拖拉机发动机零件。当时拖拉机零件是国家统购统销的计划物资，门卫师傅拒绝了他，我在边上帮他说话，说：“人家那么远的路来，让他试试吧？” 于是，我陪他去了生产计划科，生产计划科的同志在我鼓动下，破例将零件卖给了他。我又陪他去财务付钱、领料、打包、帮他在箱子上写上地址，并和发运的同事商量，帮他发货去西藏。

　　殊不知，79年6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79）组通三号通知》的文件精神，上海选派了121名援藏干部进藏，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去了西藏山南，我又被分配在隆子县农机科工作。

　　同年8月下旬，家父病故，我回沪办完丧事就接到县里通知，要我去青海湟源县西藏物资转运站，给县里办理两台发电机组提货发运手续，之后再转道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坐飞机回西藏。到山南泽当，我住进地区招待所，随后打电报通知县里，然后，我就在地区招待所等县里的便车（那时，是没有公共交通的）。这样，大半个中国一圈兜下来，已是79年的11月份了。

　　我在招待所里翘首盼望县里的车来，一等就是十来天，身上几乎巳经没钱了。有一天凌晨，天还未亮，我在梦乡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同时传来县委办公室小车班高师傅的喊声：“李达，走了，走了！”我在半梦半醒之间提起行李，坐上“北京”吉普车，把头裹在军大衣里接着呼呼大睡。等我醒来时，天色已大亮。这时坐在前面副驾位子上的藏族同志问我：“你是上海的？”我说：“是的。”他接着问：“你是上海什么单位的？” 我答道：“我是上海动力机厂的。” 他说：“上海动力机厂我去过。” 我好生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