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柱同志在会议上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

　　军政大学毕业时，有一天，学校召开“支援兄弟部队进军西藏动员大会”，会上，政委和进藏部队——十八军的代表吕松同志讲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解放西藏决策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军事、民风民俗、自然条件等情况。他说，“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我们国家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向西藏进军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事业。近百年来，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现在美国又在插手，难道我们能任凭帝国主义侵略而漠不关心？西藏高寒缺氧，条件艰苦，补给困难，可是西藏人民世代在农奴主的剥削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岂不更苦？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怎能眼看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

　　会后，校园里像开了锅一样，三三两两都在议论是否报名这个话题。我的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是留在重庆过安稳日子，还是到艰苦环境去锻炼成长？结果我选择了后者，向领导提交了书面申请。

　　进藏名单终于宣布了。在欢送大会上，我和其他获准进藏的一百名女兵戴着大红花，心里特别高兴。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排除艰难险阻，勇敢向前不后退，誓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

　　到十八军后，我们10个女兵被分配到52师政治部康藏工作队。52师是进藏先遣队，我们康藏工作队是专为进藏而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运输各种补给。简单说，就是赶着一群驮有银元和粮食的牦牛，随先遣队行动。

　　1950年9月初，52师先遣队出发，我们工作队的30名女战士，和男同志一样，每人负重50多斤，赶着200多头牦牛，每天行军四五十里路。进藏的路不好走，不是上山下山，就是过河。记得有一天就过了13道河，最初过河是脱鞋光着脚走，赤脚进到河里，就与河中的小沙石粘在一起，上岸后拔沙石，肉也跟着下来，痛得钻心。后来过河，不脱鞋，不卷裤腿，整天鞋裤全湿着。晚上，4人住一个帐篷，没被子，没垫子，仅辅一块隔湿帆布，不御寒，两人共盖两件大衣，夜间经常冻得打哆嗦。尤其是经常住在雪山坡上，冻得更惨。有几次夜间睡觉时没下雪，早上醒来雪已将帐篷压垮，只剩下嘴出气的地方没雪。

　　行军吃饭是各分队自己做，我作为分队炊事员，每天扛着全分队的炊具。那时做饭不费事，因为没有什么可做的，主要是烧开水，烧茶，吃糌粑。初期有米、干菜，就做点米饭干菜，后来这些吃光了，就煮点死牦牛肉和野菜给大家吃。做饭难，关键是烧柴困难，每到宿营地后，大家分头到山上拾点草根，树枝、牛粪，多数都不干，很难点着，我每天都跪在地上，不停地吹火，本来就得了喉炎，又长期受冻、烟熏，进军一路，我的嗓子哑了一路，说话很不方便，只得学吹口哨，吹歌曲，学藏胞吹口哨，唤牦牛。做饭弄得棉衣比谁都脏，棉花暴露在外面比谁都多，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炊事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