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阿五所在的香格里拉建塘镇吉迪村，是一个拥有500多户藏族人家的贫困村，平均海拔3300米，与周边山林落差接近800米，每年7月中旬至9月末的松茸采集是村民全年主要经济来源。

　　“全家能动的都上山，运气好的这两个月能捡1万多元”，村民们这么说，他们称采松茸为“捡菌子”。

　　除了“捡菌子”，吉迪村民还会在农闲时去县城的建筑工地打工，挤牦牛奶制作酥油和奶渣卖，这些收入一般只够抵消生活开支。至于田里的青稞和菜籽等作物，是自家口粮，“卖不得几个钱”。

　　阿五今年38岁，高原日光的常年照射和风雨的雕琢，在阿五皮肤上留下岁月深深的刻痕。和许多同龄的村民一样，阿五已经抱了外孙女。阿五的大女儿珠玛拉次19岁，结婚三年，按照当地“老大不出门”的风俗，同村的姑爷“倒插门”在家；二女儿今年17岁，在县城上中专，借住在亲戚家。“暑假也在家捡了一个多月菌子，差不多把她一学期的学费挣出来了”，阿五说。

　　阿五家的藏式大宅，高大宏伟，比我们在其他几个藏村见到的都气派。村子里其他农舍也是如此。陪同的翻译说，藏民的习俗不存钱，有余钱就会盖房子置办服饰，视为传家的财富；二是捐给寺庙，视为功德。

　　阿五家没有贵重的藏族服饰，宅子是2008年建的，耗资10多万元，多为建材装饰费用，人工基本自家和亲戚出。“这些墙”，翻译说，“就是他们自己一层一层夯出来的”。

　　而建房子的钱，基本是全家捡菌子“捡”来的。

　　“这些年不行喽”，阿五说。

　　在阿五的记忆里，小时候松茸就是平常的蘑菇，家家捡了当菜吃，包饺子，吃不完的晒干留着冬天吃，奇香扑鼻。后来日本人发现了迪庆松茸，从此香格里拉松茸声名鹊起，“好的一公斤能卖一两千，一般的也能卖八百元。一家一天能捡两到四公斤”。村里各户相继起了大宅。

　　虽然松茸一直是欧日宴席上品，但迪庆松茸前些年巨大的经济效益主要依赖出口日本。据说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松茸是废墟上第一种生长出的菌类，复苏速度超过当地所有植物，日本人相信松茸能够抵御辐射，视为进补珍品。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日本松茸进口大幅下滑，迪庆松茸价格随之暴跌。

　　“现在好的也就六十，一般的四十一公斤”。阿五说：“那也舍不得自己吃了”。

　　松茸生长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林地带，采摘的辛苦可想而之。每年的采摘期不到三个月，可以说产量是相对固定的。每年辛辛苦苦多采个一、二十几公斤只不过是加法，不断下跌的价格是乘法，决定了阿五家收入多少。

　　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阿五全家起早贪黑的捡菌子，松茸长势最旺的8月，几乎每天三四点就吃饭上山，中午下山吃饭，再上山，下午吃点青稞糌粑，忙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吃晚饭。正值青稞成熟时节，家家吃完晚饭还要下地收麦子晾麦子，村民们山上山下、灶台地头的穿梭着，“几乎啥时候出门都能见到人”。

　　松茸价格逐年下跌，吉迪村民们更加卖力的捡菌子，满山遍野犁地一般的找。村里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家庭成员分工明确：骑车坐车的去远处山里捡，其他人在近处捡。

　　即便如此，阿五也改变不了经济收入的缩水。

　　阿五盼着日本松茸进口的回暖，价格的回升。“将来价格好了有了钱，一定把外孙女培养出来”，阿五说，“捡菌子的日子太苦了”。
采松茸的苦，卖松茸的焦，不愿放弃这份收入和希望的纠结，让村里这些生性淡定的藏民多少有些迷茫疲惫。田间地头，山里路上，这些已经当了爷爷、外公的山里汉子听着都市痴男怨女们的欲罢不能，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说你把歌词里的情啊爱啊换成松茸看看，几个汉子侧耳听了听，咧嘴乐了，颇以为然。

　　离开村口那株大树的时候，吉迪村的村民们正围着三个收松茸的老板，七嘴八舌的讲着价，争论着菌子的品质。远处三两辆摩托正飞驰而来，而路边一长串的摩托停成一遛。不知道谁的摩托，廉价的音响震天响的放着慕容晓晓的《爱情买卖》。

　　阿五还在那和着曲子用松茸改歌词，却总觉得对不上。我对阿五说：阿五哥，认真你就输啦。

　　于是阿五就更想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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