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宗同昌在雅鲁藏布江

　　一缕大胡子、一双大脚板、硬朗的身板、行者的模样，是我面前这位花甲老人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这位老人就是故宫博物院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宗同昌。

　　日前，记者与宗老相约在安贞华联附近的一间咖啡厅。手捧暖暖的咖啡，耳畔有悠扬的乐曲回响，宗老与记者谈起了悠远神奇的古格，还有他对古格的那份痴迷与牵挂……

　　邂逅西藏，初识古格

　　宗同昌从小喜欢绘画，师从黄永玉；曾在《美术》杂志社工作；后调入故宫博物院。1981年，人民大会堂为装饰西藏厅，邀请宗同昌到藏区搜集图案。由此，宗同昌第一次来到了藏区。“西藏和我们生活的地方太不一样了，那里的景色和风土人情，那里的建筑、壁画、雕塑和工艺品的色彩、造型、图案，都太吸引我了。”他一接触这些之后就被深深迷住了。

　　“1985年，我们又一次进藏，用了三个月时间，跑了藏区好多地方，拍摄了马林石刻、寺院石刻等大量的照片。后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西藏雕塑展’。那次展览由十世班禅剪彩，整个展览都是我拍摄的照片。”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宗老流露出得意的神情，他微笑着，强调说：“那次展览很受重视，影响比较大！”他停顿了一下，双唇紧闭，频频点头，仿佛又回到了那次展览之中。

　　而这之后，冥冥之中，似乎是古格在召唤这位摄影家的到来。刚刚拍摄完雕塑展作品准备回北京时，他又接到了国家文物局的任务——参加古格王国遗址考察队，这是中国首次正式派遣考古队考察古格王朝遗址。

　　宗老向记者讲述了初进阿里的情景：“我们就两个老的北京吉普，还有辆旧的解放车，走走停停，当时去阿里的路很差，有的地方几乎没有路。因为还要穿过几百公里的无人区，从拉萨到古格将近两千公里，我们风餐露宿用了十七天的时间才从拉萨赶到古格王国遗址！”

　　“古格，是在一次战役中突然遭到灭顶之灾的王国遗址。1985年，我们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到处还散落着盾牌、盔甲、残存的佛像，好像刚刚打完仗一样，这在咱们国家众多重大历史遗址中是个特例。”古格这片考古处女地首次呈现在宗老面前时，他就被它独特、神秘的文化，悠长、厚重的历史深深吸引了。

　　宗老在这次考察活动中主要负责遗址的图片信息资料留存，拍摄的内容包括不同形式的洞窟、壁画（包括天花图案）。

托林寺壁画—宗同昌摄

　　讲到具体的拍摄情景，宗老说：“因为当时都是靠胶片来拍，技术要非常专业，感光必须很准确，拍摄的时候，平常积累的经验很重要。当时胶卷也是很昂贵的，必须用很少量的胶卷将更多的内容拍下来，有时候就不敢同样一个场面拍好几张了，最好是一张就把它拍好。”

　　心怀使命，沉迷古格

　　当记者问他：“第一次到古格时，什么感觉？”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敦煌，全世界人都知道，那你知道最早保护敦煌的人是谁？”记者摇头，他微笑着略显自豪地说：“不是考古的，不是文物保护的，也不是搞人类学的，我不说是搞美术的，通俗点说就是画画的！”

　　接着，他如数家珍般告诉记者，“张大千、常书鸿、史岩是国内最早研究敦煌的人，我有机会与常书鸿、史岩接触，在敦煌研究院也有很多朋友。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古格壁画的时候，就知道古格意味着什么，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谈及古格，宗老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宗老围绕古格的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古格，是名副其实的“古格通”。用他的话说：“一种精神的力量支持我去靠近、研究古格。”当记者追问他这种“精神”指什么时，他说：“精神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呀。”

　　宗老说：“因为古格文明太吸引人了，所以特想了解这块土地上的各种信息。比如，古格遗址的‘擦擦’种类繁多，而汉地从唐到宋、元、明也都有，那么藏区与汉地是怎样的传播关系都需要研究。模具由何种材质制成也困扰我们多年。后来，我们终于在一片废墟上踢出了一个‘擦擦’的陶制模具，才证明当时大量的‘擦擦’是用陶范制造的。阿里地区，人烟稀少，并不说明古代人口也少，我们的考古队走遍阿里七县的象泉、马泉、狮泉、孔雀四大河流域，多次在河谷的二级台地发现石器时代遗址，考察过列石文化，收集过打磨石器，也见过阶梯状金字塔形建筑。有几处应属重大考古发现，这对研究阿里的历史和古象雄文化很有意义。”

　　“古格完全可以与敦煌媲美！”宗老欣慰中略感遗憾：“到现在，大家都还有一个误解，认为敦煌在中国作为壁画类洞窟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它洞窟的数量和壁画的面积是超过古格的，可是从历史的价值、宗教上的意义看，它应该排在古格的后面。”宗老注意到记者的疑惑，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古格是佛教文化圣地，曾雄踞在阿里700年，曾是西藏的宗教、政治、文化中心。”

　　“因为我从小画画，有美术基础，同时对汉文化有深刻的了解，看到比较重要的内容和题材，或者艺术价值比较高的部位会拍特写。”因为汉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关注，宗老在拍摄过程中也细心留意着其中的蛛丝马迹。他说：“古格壁画中有众多汉文化因素，比如古格壁画中也有三足鸟、玉兔捣药等图案。”他用镜头将这些细节一一记录下来。

托林寺壁画局部—宗同昌摄

　　对于古格文明，宗老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古格应该是敦煌之后的又一个宝库。古格文明应是汇聚式的，南有印度文明、东有中原文明、西有希腊或基督教文明、北有伊斯兰文明。比如札达的托林寺就有古希腊式的廊柱，而故宫的雨花阁又是模仿的托林寺色康——那可是仁青桑布（大译经师）的经堂。古格壁画完全不拘于藏传佛教风格，更开放，更自由活泼。”

　　“古格风格的寺院，现在在拉达克地区还有。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托玛斯去过，在那里的一个寺庙有一段题记深深感动了我——为了来自远方疲惫的人们，为了一切生灵和一切被亲人遗弃的痛苦的承受者，而修建这座美好的寺庙。”说这段话时，宗老的眼神变得深邃，目光透过咖啡厅的玻璃窗，望向往来的行人，若有所思……

　　敦煌学的研究已经100多年了，但是古格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宗老的言谈中，记者明显感觉到这位沉迷古格的艺术家深深的历史使命感。他说：“我们的考古意识开始的比较晚，我明显感觉到一种紧迫感。”

　　“古格遗址条件很差，殿堂的天花图案要按顺序拍（拍完的图片要复原），有时候正好赶上雨季，殿堂内灌进雨水，有些地方就要躺在泥浆里拍摄。对焦的时候躺在地上（当时没有自动对焦相机）。”对于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艰辛，宗老不愿过多描述。在他的眼里，为了古格，牺牲再多都值得。

　　这次考察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发掘报告——《古格故城》，这份报告是继卡诺遗址发掘报告之后的西藏第二份发掘报告。《古格故城》中的图像均出自宗老的镜头。这份珍贵报告的面世，在考古界所引起的震动和赞誉自不用说，连江泽民总书记访美时，都随身携带了十套，作为国礼郑重地赠送给大洋彼岸的国家。

　　二十多年来，宗老八入阿里，用自己的镜头拍摄下古格的一幅幅壁画、一处处遗址、一尊尊佛像……他渴望用镜头记录古格的全貌、传递古格的魅力，古格俨然成为摄影家宗同昌的“第二故乡”。

托林寺壁画—宗同昌摄

　　宗老的摄影作品足以开上几十场个人摄影展，但他只开了一次。1986年1月，由国家民委、故宫博物院、中国摄影家协会、文物出版社、民族文化宫主办，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西藏万里行”宗同昌个人摄影展。这次展览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题字，十世班禅大师、美术家协会会长吴作人亲自剪彩。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这次展览上的大部分古格图片都是首次展示给公众的。

　　此后，宗老再也没有举办过摄影展。他说：“之后，我就集中精力投入到西藏文化的研究中了。”

象泉河—宗同昌摄

　　老当益壮，心系古格

　　古格的研究是一个漫长的工作。现在关于阿里、关于古格的书籍和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但是踏踏实实研究古格的人并不多。人民日报的记者到古格采访，将宗老评为“对古格有突出贡献的四人之一”。

　　宗老作为一名文物摄影家，撰写过许多研究文章，主编过《宝藏》、《西藏雕塑全集》等许多有关西藏文化的画册。他拍摄的古格壁画作品曾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并且托林寺出土的佛头照片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当年“十佳图片之一”。

托林寺出土壁画残片（曾被《中国国家地理》选为杂志封面）—宗同昌摄

　　即使现在已经退休了，宗老还是时时牵挂着那里，案头上始终堆放着有关古格的书籍。他说：“只要有机会，我还会去古格。”

托林寺泥塑佛头与经书残页（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当年“十佳图片之一”）—宗同昌摄

　　在他的影响之下，女儿宗树也对壁画研究产生了深厚兴趣。女儿从清华美院壁画系毕业后，曾随父亲走访古格，在洞窟中临摹了许多壁画，她现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事壁画保护修复工作。虽然工作艰苦，每年还要长时间在外工作，但宗老教育女儿，“能够有机会亲密触摸这些珍贵的古代艺术品，是一种幸福。”

　　宗老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多的人对古格进行研究，他说：“我在电视上看到，现在舞蹈学院有‘敦煌舞蹈班’，我就想，咱们中央美院，一些大的院校是不是可以开设一个‘西藏壁画研究班’呢？”言语中透露出宗老对古格文明的深深挂念。每逢有人跟他提及古格，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向人讲述那悠远文明的独特魅力。

　　咖啡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舒缓的音乐还在循环往复，宗老似乎没有意识到杯中的咖啡已经冷了，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哈，都凉了！这味道不如酥油茶啊！”

（责编：闵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