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型

　　卡若遗址的器类简单，器形的变化只与腹部最大直径的上下变化而变动，制作中较突出的特点是器表腹部最大直径处附加一圈泥条，泥条上饰压印纹。主要为罐、盆、碗三类器形，均为平底，其功能大多为盛器。

　　据考古资料表明，昌都卡若遗址有些器物上还有修补过的痕迹，在器壁的裂缝边缘可见当时修补时所穿的孔，有的孔还打在器底边缘，可见是当时常因失重而器底脱落。从这些修补过的痕迹中足以证明，当时陶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人们对陶器的珍爱。在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双体陶罐”又称“刻纹双联陶壶”，高18.7cm，宽29.2cm，口径11cm，底径各为8cm。此罐质为夹砂黄陶，为双身联口形，圆口，口沿外翻，两腹为椭圆形，外侧各附一短钮，平底，颈部刻划双钩弧形纹，一腹部刻划双钩折线纹，另一腹刻双钩菱形纹，纹路之间空处以黑陶绘饰，故又称陶质朱墨彩绘双体罐。其造型独特、纹饰规整、蕴涵着创造者极其独特的审美情趣，是史前文物中的一大亮点。

　　但此罐的用途说法颇多，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单从造型上它就令后人充分遐想它所表达的内容和用意。有人认为，其形似双兽对立，且肩部的一对带孔器钮似动物的尾部。据昌都本地的民间传说：认为此罐与昌都的藏语名中第一个字母“恰”的造型完全一致，故此罐是仿字母“恰”所造。虽然这与文字起源的年代相差甚远，但也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巧合。

　　与卡若文化相比，曲贡陶器在制作技术上比卡若出土的陶器有进一步的发展，显示出更为成熟的技巧， 同时也体现了史前高原先民艺术思想的发展特点。

　　由于陶器自身具有的特性和优点在当时被广泛运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先民们的生活方式，更记载了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状况，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和历史原貌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外，由于空间与时间的不同，需要与追求的不同，标准与审美意识的不同，使陶器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成为这个时代纵向断代和横向区分地区类型的标尺。

　　从卡若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生产工具相对比，可以看出卡若文化并非是一种孤立的文化，而是与东面的雅砻江流域和北面甘肃、青海以及黄河流域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原始文化有相似之处，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黑格尔指出“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西藏的陶器文化与宗教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藏族陶器中不乏宗教题材的作品，先民借宗教题材，通过塑造各类艺术形象，强烈表现创造者对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审美感情的追求。

　　也就是说，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