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由一群科技工作者组成的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进入西藏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这是中国自己的科技工作者，第一次进入此前只有几个外国探险家做过零星地理考察的西藏。这次科考中，仅地质方面就取得不少重大收获，为西藏这个“地质空白区”画下丰富的色彩。

　　7月20日，成都理工大学宿舍楼。当年进藏地质科考的队员，84岁的张倬元教授拿出新近完成的3万多字手稿《进藏首次科学考察的回忆与思考》，翻开一段几被尘封的往事。“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也是我们进藏科考60年。”满头银丝的张倬元深情而感慨，“我只是想留下一段信史。”

　　牦牛领路，将积雪穿出一条雪胡同

　　山高壑深路险，气候恶劣多变，交通极其不便，地质组的7名队员18个月，在西藏科考的总里程达到1万公里。

　　腰板挺直、精神矍铄。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张倬元，可以想象60年前他是怎样的风华正茂。“那时，我们都正当年啊。”李璞、王大纯、崔克信、朱上庆、魏春海、任天培……科考队师友们的面容，似乎一一浮现。

　　“离开北京是1951年6月7日。”作为最年轻的队员，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倬元，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科考队坐火车到达武汉，然后再坐飞机到达重庆。这是张倬元第一次坐飞机，一直闭着嘴，飞机上升时耳鼓膜痛得不行。从重庆又坐飞机到新津，然后就只能乘帆布篷的卡车向西藏进发了。

　　入藏科考路线，走通称的中线，即由四川进入西藏。

　　这条路，必须数次跨过横断山脉，由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深切而成的绵延数百公里的崇山峻岭。那时，仅有一条通车公路，只能通到雅砻江边甘孜之西约40公里的干海子，之后只有徒步，偶尔能骑马。

　　翻山成为常事。“从海拔近3000米的地方，爬上4000多米的高山，再下到山的另一面……”

　　隆冬时节，白雪皑皑。没有路，怎么办？他们请藏族老乡带20头牦牛。牦牛在前面走，将积雪穿出一条雪胡同，他们跟在后面穿行，进入了波密地区。

　　一晃到了盛夏，要往拉萨进发了。没想到，连续10多天的大雨降临，依贡湖水位上涨，靠河的大路被洪水冲垮。科考队12个小伙组成修路队，拿着一把刀、一柄十字镐和两把铁锨出发了。路，傍着山溪盘上山去，两旁是长满茂林的陡壁，下面是奔腾的急流，路面仅一尺多宽，到处被大石头、大树横加阻拦。

　　张倬元他们把木棒插在石头下，用力一推，石头滚下山崖。遇到大树推不动，就用刀砍开。如果路基垮塌了，就找来碎石重新填，就这样一边修路一边前进，走出波密地区。

　　翻山难，急流险。急流上没桥就要用羊皮筏子。“羊皮筏子就像一个大柴锅”，张倬元笑着说，3根木棍做支架，外包羊皮，一根木棍在“锅”的周边，另外两根十字交叉并把“锅”底和“锅”边的木棍撑起。过渡时，把物品堆放在中间，两个人和船工各自坐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船工用一只短桨反复在两边划水，筏子就能斜划到对岸。有一次，张倬元和地质学家王大纯过金沙江，筏子才过中流，船工一不小心把桨掉进江里，幸亏手疾眼快，一把将桨抓回，才化险为夷。

　　在两年多的科考中，风餐露宿是常事。

　　张倬元告诉记者，出发前还给他们发了帆布袋、雨衣、帐篷等简易装备。帆布帐篷是圆形的，中间用一根两米多长的木头撑起来就能用了。有时他们睡在大树下、石洞里，甚至砍下树枝铺在雪地上做床。

　　有一天，带路的藏族老乡说晚上能住洋房。听到这个消息，张倬元和队友们分外兴奋，到了目的地一看，原来此“羊房”非彼洋房，那是草原上圈羊群的木头棚子。他们不由相顾哑然失笑。
 
　　步行测量，绘出高原四个地层系统

　　科考队用最简陋的工具，确定出青藏高原的四个地层系统，与10多年后形成的现代板块构造及地体学说划分基本吻合；经有关专家鉴定的动植物化石约200属种，为西藏奠定了生物地层学基础。

　　从北京出发前，科考队搜集到的地形图仅有两幅，昌都幅和拉萨幅，是国外版的1:100万的蓝晒图。“这种图上只能看到大江大河的流向、山脉的延伸方向和城市的位置。”张倬元说，“于是，沿着行进路线绘制1:50000路线地质草图，就成为我们每时每刻不可或缺的工作。”

　　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和老式照相机，科考队只有最原始的装备，几个年轻人连计时的手表都没有。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崔克信先生，长期从事边远地区的野外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测，他对地质路线图极其认真，每天采用步测法测定距离，手脑并用地数步数，以至于路边有矿产露出头都看不到。“那时我们几个年轻人不懂事，常在背后讥笑他。”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璞队长，是剑桥大学博士，当时已是知名的地球化学家、岩石学家与同位素地质学家，他则是用行进时间估算距离。每天，李璞完成路线地质图后，还要绘出沿途的地质剖面图。日积月累，他又能绘制出一个较长时段甚至某个地区的示意地质剖面图，也就是形成了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概念模型。在科考队渡过金沙江向昌都前进的途中，他们发现，金沙江以西的地层与江东广泛分布的西康群地层完全不同，是内地从来没有见过的全新地层系统。

　　为了解除不能识别地层年代的困惑，科考队迫不及待地寻找能判别地层年代的标准化石。最早发现标准化石的地方是岗拖到昌都中途的热曲卡。在覆有玄武岩的石灰岩层中，他们发现了花柱珊瑚和文采尔珊瑚化石。随后，在妥坝，又采集到大量菊石化石……伴随着一个个生物化石浮出地面，区域地层柱状图建立起来。

　　钉锤敲打，发现多种矿藏资源

　　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依靠地质锤的敲敲打打，科考队发现了煤矿、铜矿、石膏矿、硼砂矿、钾矿、油气等多种资源。

　　科考中的一天，在昌都地区的崔克信、任天培和张倬元这个小组在加卡顺着产铁矿的石灰岩往上走，突然，张倬元在一层平平的石灰岩层上看到有一片很像蚯蚓的小石柱，多么漂亮的珊瑚化石呀！任天培也找到很多蚌壳化石和三叶虫的尾巴。这些化石表明，这个地层是出产煤矿的石炭纪。

　　好几天后，他们翻过一个山头向大江边走去，从山上滚下的碎石中发现一种奇怪的东西：黑灰色亮晶晶的像金属一样泛着光。一锤打下去，立刻砸出一个薄片，多么软呀。再用手摸，看到染黑的手指，他们恍然大悟：是石墨。

　　10多天后，他们骑马到铁矿对面的山上。山顶是一排屏风样的石灰岩峰，稍下是坚硬的石英岩层。坡上没有土，只有稀疏的小草从石缝中长出。“我们只能把身子伏在石头上，用手抓住石缝或枯草，一点点往下挪动。”看到很多黑灰色粉末，他们不顾一切把黑灰翻到山下去，果然发现了亮晶晶的煤块。

　　“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民谚这样描述当地恶劣的气候。可就在冬季，李璞和魏春海，由黑河西行约350公里，到达产硼砂的班戈措，用了三天时间对一个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小湖进行研究。大风一起，盐湖上的碱霜把人全身吹白，瞬间对面就不见人。

　　这次，李璞还采了11个湖的水样和4个湖的碱样，返京后测定钠、钾、钙、镁、硼、铝含量，并对藏北湖区盐类矿床的蒸发浓缩沉积成因作出了科学的阐释。“李璞先生开了藏北盐湖群蒸发浓缩沉积盐类矿床研究的先河。”张倬元说。

　　1954年，科考队开始编写考察报告。历时5年多，最终形成《西藏东部地质矿产调查资料》一书。

　　岁月无情。李璞、王大纯、崔克信、朱上庆、魏春海等先生已然离世，当年的年轻小伙任天培成了行动不便的老人，张倬元也伤痛缠身。60年前，中国科学家在西藏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却永远在科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新闻背景

　　中科院西藏工作队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指令中国科学院组织多学科的西藏工作队进藏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57名队员由各大学和科研机构抽调，学科包括地质、地理、农业、气象、水利、林业、畜牧、民族、历史、语言、医药卫生等。

　　队长是地质学家李璞，副队长是从事电影编导的方煌，秘书是地质学家王大纯。下分地质、农业、社科和医药卫生4个组，组长分别为李璞（兼）、土壤学家李连捷、民族学家林耀华、皮肤病专家陈济舟。除极少数年龄较大的科学家外，队员以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为主，也选调了少数刚毕业的大学生。

（责编：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