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深入寺庙宣传民主改革政策。资料图片

民主改革开始后，在很短时间里就有20多万张土地证颁发到广大农民手中。图为拉萨翻身农奴高兴地领到了土地证。资料图片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在西藏，无论是实现和平解放，还是进步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始终坚持了这一方针。

　　西藏革命的方式：

　　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

　　195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说：“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和分化作用。”

　　1950年10月打响的昌都战役，充分运用了和平的方式。当时的情形是，在美国的幕后支持怂恿下，西藏地方上层中的分离势力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梦想；西藏地方上层中存在着爱国势力，但是还不具有左右西藏地方政府决策的能力。昌都战役前，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把藏军主力驻防在昌都一线，武力抵抗的态势十分明显。没有昌都战役，就无法打开和谈的大门。昌都战役的发动和迅速取得胜利，彻底打消了分离势力企图通过武力对抗以实现独立的迷梦，而美国、印度此时也难下决心与新中国全面对抗，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央解决西藏问题“宜早不宜迟”决策的正确性，更为重要的是，主张和谈的力量得以走到前台。

　　西藏和平解放基本实现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西藏地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推行慎重稳进的方针，更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思想的重要体现。其间，1952年的“人民会议”事件得到妥善处理；西藏各界上层人士通过参加各种类型的致敬团、参观团、观礼团，到内地亲身感受到一个生机勃勃的祖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为后来的民主改革减少了阻力；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通过开展无息贷款扶持生产发展，派出医疗队为各界群众免费医疗，派出文艺宣传队宣传祖国内地的发展情况，通过以工代赈等方式在修建地方公路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当地民工，这些做法带来的影响难以估量；更为重要的是，进藏人员的言行举止给西藏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1959年西藏全局性叛乱之所以能迅速平息，与我党此前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西藏的民主改革：

　　坚持自上而下的协商与自下而上发动群众

　　西藏实质性的民主改革始于1959年叛乱发生之后。对于西藏社会内部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亦即农奴问题。民主改革采取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没收分配与赎买分配。对西藏上层中未参叛人员实行赎买政策，正是和平革命思想的一种体现。它坚持自上而下的协商与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在体现叛乱问题上的区别政策的前提下，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改造。

　　1959年5月31日，中央对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草案）》的批示中明确规定，中央决定在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中，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农具、耕畜、房屋，一律仿照内地对待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二地主（即农奴主代理人）的多余农具、耕畜、房屋，也实行这一政策。同时指出，对这些人连同其亲属，要把他们包下来，在政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补贴。为了安置需要安置的上层人员，还可以考虑在自治区和专区两级建立政协的组织。这样做，对于分化瓦解叛乱分子有利，也对改革有利。

　　赎买政策实施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西藏统战工作对象的转变——原来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封建农奴制被推翻后，统一战线增加了工农联盟的基础，并与未叛领主及代理人和未叛的宗教界人士结成联盟。195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成立。政协西藏委员会一方面是与上层代表人物进行政治协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是团结教育和改造上层人士的主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