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是北京市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多民族建筑风格交相辉映的皇室宫院，是庄严肃穆而显神秘的佛教净土，蔚为大观的宗教艺术珍品。由于历史上蒙藏等地区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及高僧大德定期到北京向皇帝朝贡，并到雍和宫瞻礼拜佛，使雍和宫成为全国喇嘛事务的中枢和联系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纽带和桥梁。现在，雍和宫是北京市内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是集文物和观赏于一体的旅游胜地。雍和宫接受着万千信众的顶礼膜拜，通过弘扬佛法，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朝时期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全国喇嘛教管辖中心，又是喇嘛教的圣地。当时，北京有30多处喇嘛寺庙，比较著名的有紫禁城内的雨花阁、北海琼岛上的永安寺、颐和园内的香岩宗印之阁、西直门外五塔寺、东城南河沿的普度寺等。但是，在所有喇嘛庙中，雍和宫居京师众寺之首，是蒙藏地区活佛僧众在京礼佛的最主要寺院。雍和宫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皇四子胤禛的府邸，初称“贝勒府”，胤禛被封为和硕亲王后，晋升为“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胤禛继帝位后，遂将府邸改为行宫，救名“雍和宫”。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这里便成为停放灵枢和影像的祭堂，易名“御殿”。其子弘历继位为乾隆皇帝后，根据“凡是皇帝临御兴居之所，多尊为佛地”的惯例，在大部分殿堂内安置佛像、供品。开始成为喇嘛诵经的场所。乾隆九年（1744年），正式改建为喇嘛庙。

　　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绝非单纯是为了增设一处宗教活动场所，而是乾隆时期清王朝处理国内民族关系方面的一项积极的重大举措，是清王朝努力团结蒙藏兄弟民族的政策。从顺治十年（1653年），达赖喇嘛向顺治皇帝请安奏书称“文殊大皇帝”开始，西藏上层僧侣群众都沿用如此尊称，在西藏主要寺院殿堂都设有皇帝的“万岁牌”，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每天都要祭拜供奉。乾隆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集权最为强盛的时期，也是历代帝王尊崇喇嘛教的最盛时期。乾隆把先父的行宫改建为皇家喇嘛庙，以此接待蒙藏的高僧大德，实际上是作为处理蒙藏问题的政治中心。另外，雍和宫是清朝皇帝御用家庙，内设四学殿，喇嘛除正常进行佛教修习外，还要到皇宫定期去做佛事，皇帝也经常到雍和宫礼佛。

　　通过改革西藏的政治制度，乾隆皇帝清楚地认识到加强清中央与西藏佛教领袖关系的重要性。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时值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他出于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和自己对藏传佛教的笃信，特邀请六世班禅来京朝勤，参加祝寿活动。为此，乾隆皇帝在雍和宫内改建了两座灰瓦顶楼，这便是位于法轮殿东西两侧的班禅楼和戒台楼。

　　班禅楼的前身是供奉药师佛的法坛，名药师坛。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将药师坛拆除，改建成为上下两层的楼阁，上层9间，带回廊，下层25间，系重檐上下楹式，这在京城古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六世班禅进京后，此楼便成为他礼佛讲经后的休息之所，故得名班禅楼。楼内正北中央的楠木佛龛内，供奉着清中期制的银质镏金六世班禅像。此像高70厘米，做工精细，庄严慈悲，为雍和宫造像之精品。1984年在楼内一层开设“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展品有佛像、法物、法器、服装、宗教用乐器和民族生活用品等，约490余件，面积约330平方米，后经不断完善，成为“藏传佛教与雍和宫”专题展览。

　　戒台楼原为受戒殿，乾隆四十五年改建成为戒台楼，为六世班禅在雍和宫讲经和给众僧受戒之处。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班禅大师在临雍和宫，到新建的戒台楼为雍和宫17名僧人授出家戒，为19人授沙弥戒。晚餐后，大师又为雍和宫78名僧人授迈圆戒。不久，乾隆皇帝请六世班禅再次到雍和宫在戒台楼讲经说法。1998年，在戒台楼内开设了“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专题展览，展品有著名的“金奔巴瓶”和唐卡、佛像、法物、法器、朝服、图片等物品，共45件（套）。通过与乾隆皇帝有关的文物，展示他在位60年，重视藏传佛教，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功绩。

　　雍和宫大殿前有一座气势肃穆的碑亭，内一四方形柱体石幢上镌刻着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在乾隆皇帝82岁高龄时，针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重要作用及存在的弊端而亲笔撰写的御文《喇嘛说》，故称御碑亭。又因为碑文分别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刻于碑的南、北、西、东四面，也称四体碑亭。《喇嘛说》有主文678字，双行夹注小字2000字，其重要意义在于阐明“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金瓶掣签制度的产生源于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宗教弊端。当时有三个蒙古地区的转世活佛多出于王公贵族之中，亲缘关系泛滥，有些作法甚至闹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同时，格鲁派（黄教）在藏蒙地区的特殊地位，是乾隆皇帝“兴黄教”，御定金瓶掣签制度的主要原因。

　　因此，乾隆皇帝下定了革除宗教（主要是格鲁派“黄教”弊端的决心。乾隆帝特颁制了两个金瓶，一个置于西藏拉萨大昭寺，一个置于北京雍和宫。规定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的活佛，如：章嘉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届时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写于象牙签板上放置金瓶内，由理藩院尚书在雍和宫或由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签选定，此后形成定制。《喇嘛说》明确阐述了清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是中央政府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藏传佛教）管理的具体体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乾隆皇帝御定金瓶掣签制度，是防止喇嘛教上层与蒙藏上层世俗势力结合进行分裂、危害国家统一的重要举措。

　　乾隆皇帝在蒙藏地区推崇藏传佛教，给予雍和宫堪布喇嘛优礼和丰厚待遇，这使他在蒙藏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他也成为佛教的领袖、佛的化身，从而加强了蒙藏人民对清政府的向心力。

　　雍和宫按照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宗教仪轨，培养出了很多既有很高佛学造诣，又深领清廷政治意图的高僧大德。他们或任雍和宫住持，或被派往蒙、藏地区弘扬佛法，将爱国传统融入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教义之中，以其特殊的身份在维护中央政权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雍和宫发挥了特殊的纽带作用，将青藏高原、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成为满、汉、蒙、藏等兄弟民族进行交流的桥梁，成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中华统一的千秋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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