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文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方式深入藏学24年之后，马丽华最想告诉我们的，是藏族与藏文化的由来。“以藏语文、藏传佛教和高寒地区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为纽带”，藏族人的所思所想，也许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从松赞干布（？～650年）祖父达布年塞开始，偏居于雅鲁藏布以南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落加快了北上扩张步伐。仅仅三代人时间，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三大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诸河谷，连同西部的象雄、北方的苏毗诸地，尽皆收服。西藏高原空前地被统一，“吐蕃”作为地名和王朝名号，于隋唐之际首现于古代中国版图中。松赞干布身后百年，到赞普赤松德赞（741—799年）时期，吐蕃帝国走向巅峰，领地之广大，后世的藏文古籍《贤者喜宴》这样描述：“（赤松德赞）如太阳照耀人间，为直立黔酋与俯首牲畜的主人；（吐蕃疆域）东抵昴宿星升起之地，即有万座城门的唐廷京师；南接轸宿星出现之地，立碑于恒河之滨；西与波斯接壤，北方直达于阗，控制世界三分之二地方。”

　　此论或有夸饰的成分，但吐蕃劲旅一度威震中原、中亚和南亚，却是不争的史实：从现今四川雅安、陕西凤翔、河西走廊、西域诸镇，直到喜马拉雅——喀喇昆仑以南，其前哨直抵兴都库什的“吐蕃之门”，都曾为大蕃范围。丝绸之路南下支线重镇，史称大、小勃律两国，现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即是唐蕃争夺的古战场。其中巴尔蒂斯坦亦称“小西藏”，最近那里出土了一段藏文残碑，刻有“……祈愿天神赞普圣寿绵长，国政广大，最终证得无上果位，对我等以共同信仰养育……成就无上佛陀”字样，可作为公元8—9世纪为吐蕃统治达百年之久的佐证。

　　以武力称雄走向巅峰的同时，也是充满朝气的文化大发展时期。

　　松赞干布在位时，首创了拼音方式的藏文，首发了以藏文书写的律典政令；而蕃占期间（781—848年）的敦煌，汉藏译师们则以藏汉文互译了大量佛教经卷，《尚书》之类汉典文献也被藏文所译介。文治武功堪与先辈松赞干布齐名的赤松德赞，就像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那样，置身于征服的峰巅蓦然回首，在文化建设方面酋建寺院和僧团，大力倡导慈悲佛教，并以行政手段予以推广，为后来藏族社会的改弦更张——具体而言，是改尚武为崇佛奠定了基础。

　　赤松德赞身后不过四十多年，由于王室内讧，更由于连年征战，各方矛盾激化，耗散了最后的能量，帝国大厦于短时段内崩塌。其后足有三四百年的日寸间，西藏高原回归各地豪强分而治之的局面，统一的地方政权直至元朝方才出现。

　　吐蕃虽然已成过去时态，吐蕃的文化遗产却足够丰盛。

　　不仅藏文遗泽于今，成为现代文化的载体；不仅始自吐蕃的佛教历经数百年发展，以藏传佛教形式传承至今，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经卷典籍；尤为重要的是，一个名叫“藏族”的族群应运而生。

　　虽说其族源来路可以溯往远古氐羌，但作为群体形象，史家们认为“藏族”是经过了吐蕃及其之后数百年间的整合涵化过程，先前的蕃占区外围分化，各自选择了族属，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同时，经由内部和与周边地区文化的激荡融合，以其生存智慧和历史创造活动所凝聚的藏文化也破茧蝶化而出。

　　现今藏族内部的各个人群之间，有血缘的关联，更在于文化的认同，以藏语文、藏传佛教和高寒地区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为纽带。这情形正如藏学家格勒博士所言：假如没有藏文和藏传佛教，拉萨人和康巴人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呢？

　　元代以来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理体系，青藏高原藏族聚居区被划分为三个“却喀”（地区）：乌思藏、朵思麻、朵甘思，这些历史地理名词承前启后，大致对应现今的西藏自治区、以东的康巴藏区和东北的安多藏区。

　　三大藏区被形象地归纳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卫藏法区”，顾名思义，总括了各地特征：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藏区大部，以牧为主，古时盛产“青海骢”；东部横断山区的四川甘孜、西藏昌都、云南迪庆，还包括青海玉树，康巴人以剽悍著称，农牧之外，凭借茶马古道从事商贸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法区”是指藏传佛教中心地区乌思藏，即卫和藏，或言前藏、后藏，分别指拉萨和山南为“卫”，藏语“中心”之意；日喀则地区所在的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为“藏”——这一称谓似源自“藏布”即江，意为如江水般纯净之地。

　　清朝时卫藏统称西藏，沿用至今。吐蕃时期曾设“卫藏四茹”，一向被视为吐蕃本部，元代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将“阿里三围”一并划入。后来由明至清，分设机构、分别管理，这样的格局总体未变。例如在清朝，青海由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川西藏东则为土司（呼图克图）制度，西藏虽为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但由驻藏大臣掌控，且有藏北三十九族（部落）的直辖地；内部又分为达赖系统辖下的前藏和阿里、班禅系统辖下的后藏。由此可见，政治一统的“大藏区”并未出现过，近年来国外某些势力鼓动“大藏区高度自治”，只凭了想象，是醉翁之意、司马昭之心吧！

　　改尚武为崇佛，西藏高原从此基本安静，拉萨成为佛教圣城。元以来七百多年里，虽曾有过内部的若千次动乱，那是局部的暂时的，多为以教派名义实为各封建领主争夺势力范围所致；有过对外战争，但无关扩张，皆为力拒入侵之敌的自卫行为。例如清代用兵，是因为廓尔喀人屡次进犯日喀则；19世纪40年代的“西藏森巴战争”，是因为查谟的道格拉人（藏语称“森巴”）一度占领了普兰、札达、日土的“阿里三围”。

　　藏族与中华各族群相互依存，其生共荣；藏文化以其特质特貌，参与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同构共建，在“各美其美”的民族文化之林中相互映照。

　　文化贡献中，以哲学意义上的藏传佛教最为突出：由于佛教已在其起源地消亡，梵文原典也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早已不存，好在后期大乘佛典已为藏文忠实翻译，与汉文所译早期佛典互补，藏、汉文《大藏经》差不多可以再现大乘佛教典籍原貌，连同相关的佛寺建筑、绘画造像艺术，都是属于人类的精神珍宝；而传统文化的高光部——藏医藏药和天文历算等等，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也焕发出新鲜的光芒。

　　与此相对应的民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甚至自然崇拜的民间宗教之类习俗风情，到文学艺术的故事传奇、合唱群舞、工艺美术，生产生活方式莫不自成体系，有别于低地生活的情景。

　　进入当代，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行于世，或者不如说，两者本就密不可分，传统在行进流变中不日寸更新，而“藏风”依旧，加之蓝天白云下的山川大地格外壮观，再加之铁路的开通，旅行的方便，近年来西藏或为最佳最热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的要义在于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和人群，差异愈大愈具吸引力。然而据笔者长期的观察和感受，大而化之地概括出一个印象，简单表述为：不同处只在生存风格方面，若论人们所思所想，诸如对于安届乐业、富裕文明、过上好日子等等朴素的愿望和追求，这里那里，甚至古往今来，那可真的没有什么不同。

（责编：兰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