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蓝色的画册上，有一张黑白老照片，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楼（即广播大厦）前留下了历史的影像。照片前排，一个扎着麻花辫，身着红色印花棉袄的姑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王魁英。她说，她的西藏往事应该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说起……

王魁英(中)与原中央台藏语广播的老同事合影。（摄影：拉次）

　　学习藏语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此时，坐在我眼前的王魁英已到从心之年。她带着一副浅黑色的墨镜，身材精瘦，但却精神矍铄，身上流露着知识分子的气质。

　　王魁英是满族人，地道的老北京，这点从她那一口正字腔圆的京腔便不难听出。她告诉我，当初学习藏语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1952年，王魁英参加高考，当时她填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的东语系，但当年东语系因故未招生。后来，她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藏语（拉萨方言）。

　　当年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一共有15名学生，王魁英是唯一的满族人。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藏语班的学生常被邀请参加涉藏联谊活动，王魁英也因此结交了许多藏族朋友。

　　大学的回忆慢慢爬上心头，王魁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她依旧感到很快乐，很知足。“在一次舞会上，一个藏族朋友开玩笑说，我们有一条好的裤子，每天都把它熨得平平的。一开舞会就拿出来穿，回来后马上脱了再熨好收起来。”

　　曲折进藏路 两年的西藏时光

王魁英祝贺中央台民族广播成立60周年。（摄影：赵月，2010年5月21日）

　　1955年4月，学校决定安排藏语班的学生到西藏实习。得知这一消息，同学们都欣喜若狂。由于地处高原加之交通不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藏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今55年过去了，往事重提，她说：“当时我22岁，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还能想起当时的情形。”

　　四月的一天，这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跟随着到内地参观返藏的西藏参观团开始他们的西藏之旅。这是王魁英第一次去西藏。

　　王魁英一行人先由北京乘车到武汉换乘轮船到重庆，接着从重庆乘车到成都，最后从成都经康藏公路进入西藏。

　　当时川藏公路刚刚开通，地形高差大，沟壑密布，山岭纵横，行车于此，不亚于一次冒险。车行至西康一带时，发生了地震。山体崩塌，岩石顺着山坡滚落到路面，中断了交通。车队被迫滞留在泸定桥附近。

　　“石头顺着山坡滑下来，司机不停地大喊让我们都靠着山边走，不要被石头砸到。我们有一辆车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了个大坑，车里坐着个喇嘛，吓得他直念经，还好石头砸在车的中间，没有伤到他。”

　　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王魁英微微皱起了眉头，接着又对我说：“我们那时候进藏啊，可不像你们现在这样轻松，危险着呢。”

　　地震和山体滑坡阻碍了队伍前进的步伐，却丝毫没有影响大家激动的心情。“那时大家都还小，也不知道害怕，光顾着兴奋了。女同学没事跑到铁索桥上去玩，男同学就跑来捣蛋，在桥上使劲地晃。”

　　路面疏通以后，队伍继续向西行驶，沿途经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汹涌湍急的江河，路途艰辛且多危险，但一路壮丽的雪山、原始森林、冰川、峡谷又让大家都忘却了舟车劳顿的辛苦。翻山越玲、蓝天撑伞、山川为伴，王魁英一行人走了一个多月才抵达拉萨。

　　到了拉萨以后，王魁英等人被安排到拉萨小学教书。或许是骨子里头对西藏莫名的亲切，王魁英很快便适应了高原上与糌耙、酥油茶和青稞酒相伴的生活。直到现在，她还有喝酥油茶的习惯。

　　阳光下的拉萨，无处不散发着圣城的魅力，每一处都吸引着初次入藏的王魁英。八廓街是一处堆满着工艺品和纪念品的大货架，自然也成了她常光顾的地方。平日里一有空，王魁英便跑到八廓街一带逛，不仅很快就和那里的商户打成一片，还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就连当地的藏族朋友也夸她。

　　1956年，王魁英结束了在拉萨小学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后来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她们一行人从拉萨出发前往昌都、炉霍、道孚和康定等地区调查当地民歌和方言，直到1957年元旦才返回北京。

　　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

王魁英（前排左起第七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前合影。（资料图片）

　　回到北京，她的大学生涯也接近了尾声。大学毕业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部的领导到中央民族学院选拔人才。凭借优异的成绩，王魁英成了藏语班唯一入选的学生。1957年，她正式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的一名翻译。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王魁英说：“当时，我连广播电台在哪都不知道呢，入选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个时候翻译的水平比较差劲。比如‘水杯’，就翻译成‘曲通呀碟噶类’（音译），意思就是‘喝水的碗’。‘饭碗’翻译成‘卡拉撒呀碟噶类’，也是直译，意思是‘吃饭的碗’”。

　　王魁英进入中央台时，藏语广播刚开播七年，还处在摸索阶段。她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得知，创办初期，由于当时学习藏语的人很少，在北京要找到合适的藏语播音员和翻译并非易事。但为了在第一时间把和平解放西藏的声音传播到雪域高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处去“借”人才。正巧，当时西藏组织了一个参观团来内地参观，参观团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人。借助这个机会，中央台领导和参观团的成员商量，邀请他们留下来参与藏语广播的工作。在几番协商之下，参观团中的五个成员决定留在北京，包括翻译和播音员。

　　“留下来的有两个尼姑，一个朗吉曲珍，一个叫德钦卓嘎，我们叫她们‘阿尼’。她们负责播音。这些藏族同事来得都比我早，年龄也比我都大，在工作上他们经常帮助我，因为我是北京人，在生活上能帮的我也尽量帮助他们。”因为有着两年西藏的生活经验，王魁英很快便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

　　作为一名翻译，王魁英一开始的工资每个月只有55块。遇上加班加点，连顿饭也吃不上。“苦是苦了点，但是我们都很快乐。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工作做好，好好的把毛主席的声音，把党中央的声音传到西藏。我们从来没有感到不满足。”

　　党的恩情无限 搞分裂是没有良心的行为

　　1988年，王魁英从中央台退休，在藏语广播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三十个春秋。退休后，王魁英陪同朋友到西藏旅游，此时的西藏与三十年前她曾见过的模样已截然不同。

　　“西藏的变化太大了。那么大的拉萨饭店都建起来了，里面住着很多外国游客。过去的西藏非常贫穷落后，人们的生活非常的苦。我在拉萨那会儿，在郊区，到处可以看到乞丐住的破帐篷一个接着一个。街上的乞丐只能搂着狗取暖。贵族上马时，农奴要趴在地上，让他们踩着后背上马。现在的西藏，藏族人有的当了记者，有的当了翻译，有的进了歌舞团，生活过得很美。这不是都是因为党中央的政策好吗？”谈及自己曾亲眼所见的旧西藏，王魁英神情凝重。

　　2008年，当王魁英从电视上得知拉萨发生“3.14”事件后，她和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爱人都感到非常的气愤。“咱们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体现得是最充分的，党对西藏的恩情太大了。可是还有人在达赖喇嘛的蛊惑下闹事，破坏我们的奥运会，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太没有良心了。”

　　“没有咱们共产党，拉萨现在能变成这样吗？你都不知道当时的藏族人有多可怜。这些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过，不是听来的。”

　　与阿沛一家的情谊

王魁英（右）微笑着从阿沛·阿旺晋美手中接过荣誉证书。（资料图片）

　　王魁英翻开一本蓝色的画册，画册的左边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王魁英微笑着从阿沛·阿旺晋美手中接过一本荣誉证书。那一本红色的证书浓缩着她在中央台藏语广播三十年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所做的奉献。

　　“证书是发给在中央台民族广播工作三十年以上的同志，当时正好是阿沛给我颁的证书。”

　　王魁英与阿沛·阿旺晋美一家的情谊应该追溯到她上大学的时候。当时阿沛的夫人才旦卓嘎到北京参观，下榻在北京饭店，由于语言不通，需要几名翻译。王魁英及藏语班的几名学生便充当起了阿沛夫人的生活翻译。

　　后来，王魁英到拉萨小学支教时，阿沛的大儿子和二女儿成了她的学生。直到现在，这份师生情谊一直都不曾改变。“我们一直都有联系，彼此之间很亲切。”

　　提及阿沛的逝世，曾与阿沛有过几次接触的王魁英难掩心中的悲伤，她说：“阿沛这个人特别好，无论是在对中央或是对子女的教育上。他一直跟中央是一条心的。”

　　在拉萨邂逅一辈子的姻缘

　　现在，已到古稀之年王魁英喜欢养猫来打发清闲的退休时间。每逢周末，儿子女儿就载着她和老伴到郊区去散心，与子女享受天伦之乐。

　　王魁英和她爱人是在拉萨的一次舞会上认识的，当时王魁英还在拉萨小学当老师。没想到这一次的邂逅成就了她一辈子的姻缘。

　　当年她的爱人在北京邮政系统工作。因工作需要，跟随部队步行一年、长途跋涉来到拉萨。

　　“我们俩有共同语言和相同的经历，现在退休了，在家没事就聊聊以前在西藏的生活。”

（责编：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