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锐龄近照（摄影：王永琳）

　　2010年5月5日，记者有幸拜访了刚刚获得第二届中国藏学珠峰奖荣誉奖的藏学家邓锐龄先生。

　　邓锐龄，满族，1925年10月生。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部。先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辞海》世界民族部分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北边疆地名考释编绘。1983年担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1986年参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筹备工作。1988年前往日本东京帝京大学国际文化学部讲授中国文化史。1998年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离休。

　　邓先生今年85岁，他说自己是“只喜欢读书求知，至老不倦。”我们的谈话也从读书说起。

　　一生嗜书如命

　　“对我来说，人能有闲读书，是最大的幸福。一个爱读书者与一个不爱读书者，隔阂特别之深。”先生有些激动。夫人走过来笑着对我说：“他爱读书，就像现在有的人爱钱一样。他从5岁就开始读书，上中学时逛旧书摊，早点不吃，把钱攒起来买书看。这几十年一点时间没敢荒废，除了放在念书上，就是写作。”邓先生喜欢看书，即便到美国探亲，“一到波士顿，两天坐不住，就去哈佛大学办读书证，交些美元看一年。”夫人又补充道。

　　先生告诉我，他现在看书分成两类：一类是最新的报刊，另一类是复习原来看过的基础类书籍。“我喜欢看字典。小时读书，条件不好，没有现在这样好的工具书可以查，老师说什么就学什么，难免有误。”先生说着就举例说在汉字中“b”和“p”、“d”和“t”等送气音和不送气的音的不同、英文音节的重读和轻读的区别，以及一些特殊的发音，都是幼年随老师学的，加之年轻时偏重速读，难免有的词字读错，还自以为是，现在老了，才有暇查字典词典纠正，当然，耄年善忘，改正旧的误读习惯就很费力了。

　　有一位年轻的学者问过邓锐龄：“您现在仍然坚持读书、写作，是为了追回过去的时间吗？”先生回答道：“是这样。于今时间对我极宝贵了。现在想发挥余热，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每天的生活较简单，作息有规律：做手头的《西藏通史》相关工作，答复电子邮件，再看看自己喜欢的书。”邓先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

　　邓锐龄出生在一个没落旗人的家族里，不满一周岁就被过继给同一家族的伯父。因为在过继父母身边长大，他们对邓锐龄没有望子成龙的期望。“民国以后，北京旗人的生活水平低落，保守观念比较深，认为能勉强生活就行了，没有才干能力、也没有气魄进取。”邓锐龄回忆说，不过这样的家庭却给予了自己很大的自由。

　　“从小可以随意读自己喜欢的书。记得小时候我父亲把我抱在膝盖上，读《西游记》给我听，只读叙事部分，读到书上写西行路上山水风光引诗为证的地方，这时候，他就不读了，跳了过去，说文章深，怕我不懂。以后都不用他读，我就自己看了。”先生回忆说。“我的生父曾说，希望我做教员。他们认为，虽然家庭对子孙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来能做官，光宗耀祖，但做个教员可以老老实实过一辈子。”

　　治学严谨不怠

　　近年来，先生参加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家重点项目《西藏通史》的编写整理工作。据悉，《西藏通史》按时代来分卷，清代分上、下两卷。邓锐龄承担上卷中若干章节的写作，此项工作已经完成，现在他正在编写这部通史附录中自己所负责章节的大事记部分。

　　“我建议按照公元，把重大的事件按年排列，记时精确到以月、日为标准。这本是我国史籍编撰的传统，应该好好继承下去。在档案里，关于西藏地方与清廷来往的公函文件大都署有日期，大体准确，但有些也需要考证。从西藏发出公函的日期以及皇帝与大臣商讨后的答复日期，多少可以查到，但是因北京拉萨间驿递费时，地方和清廷的收到对方来文的日期就需要推算或估计了。” “在编写大事记中，有些事情不太重要而且无法查证它的确切日期的，就只好宁缺毋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据悉，今年邓锐龄先生完成的一篇论文《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已经在《中国藏学》杂志上发表。主要根据现有的汉文档案。

邓锐龄书柜一角（摄影：王永琳）

　　“如果身体好些，以后我还计划做翻译、写论文。笔译工作的方便的地方是：如果被打断，停顿了一段时间，可以继续译以至完成，如果个人没有译完，也还有人可以续译。写论文就不能中断，因为构思一断，再写就须从头再来。论文的题目想好了，但是有关资料一定要亲自去图书馆查找，也要花时间跑路。”邓先生认真地说。

　　夫人听见了，走过来说：“他都85岁了，还给自己找了很多事情做。只要他认为有些问题要研究，自己就去做了。柳陞祺先生也是这样的，柳先生淡泊名利，都93岁了，即便病入膏肓，还坚持在病床上给他写信，请他帮忙做藏学的研究。我真是深受感动。”

　　邓先生补充道：“柳先生晚年时间比较充裕，杂事少。他的英文造诣非常深，还是晚上睡前读英文报纸或小说，说是怕忘记了。可惜，他从来不喜欢包装自己。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结果了解他的人倒少了，倒不如把铺子开在王府井大街的好。”

　　做人戒慎恐惧

　　邓先生很重视做人、治学的道理。这次获得珠峰奖荣誉奖对他来说是一件欢喜的事情，他说大家推选我获珠峰荣誉奖，既感激，又“戒慎恐惧”。

　　“藏学是非常宽阔、非常难学的一门学问，从其范围来说，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从其历史时间来说，前有先辈，后有来者，个人在其间也只是一个点。我在藏学研究上起步晚，条件不足，虽竭尽全力，成绩不大，只能谦虚、谨慎，困学不懈，持之终身。获奖只是对我提出的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先生说道。

　　“现在，只能发挥余热，尽力而为了。过去潘光旦先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做学问的人比不了戏剧演员，，一个京剧演员上台，一个唱腔好，一个做派好，往往得到台下观众的叫好、鼓掌；表演不好，台下立刻叫倒好。他一下子就能得到自己表演的好坏的评价。而我们做学问的，发表了一篇文章，不会像演员那样立刻得到反映。’先生微笑着继续说，“不过，往长远看，做学问不论做得好坏，后代都会给予严格的检验和评价的。作为学者本人，也只能尽量严于律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闇然自修，像清代考据学家戴震要求的那样：，不求当世之名，也不求后世之名。”

　　夫人说有人劝先生去申请这次珠峰奖，先生总是说机会留给年轻人。

　　先生说，珠峰奖的评选结果是从同事们谈话中才知道的。即便一个人能写出若干篇的文章，也是学术界同仁们共同努力之下，为他提供了研究写作的条件。

　　“比如写清代的历史，若是没有人先搜集、整理、翻译并刊布史料的话，我们现在想要前进一步就很困难了。像《清代藏事辑要》、《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清实录藏族史料》、《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等书的出版，对深入研究创造了极良好极方便的前提。这些编辑者的功劳是很大的。”先生的语气加重了。

　　“还有很多国内外的同行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提供了若干的好的见解和线索，供研究者们参考。我们中心图书馆、资料室的同志们辛勤地搜集来的重要的图书，对每一位中心的学者都有帮助。可以说，没有很多人的共同工作作为基础，一个人在一项研究上拓进就不容易。敦煌学以往在英法两国发展很好，出了一批汉学家，就是两国有很大的资料库。日本学者对资料的搜集一向努力，周到，非常令人佩服。而且资料库之间的互相配合、交流公用都是很顺畅的。现在我国的很多档案馆也都开放了，图书馆也更便利于大家使用了，既可普及也方便研究。”先生非常感激前人和同辈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非常反感以学者专家自命，骄傲我慢，目无余子的人。他说，一个人即便小有成就，也还是在前人积累知识的基础上做出的。

　　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人就是怕自己守在一个小环境里，觉得自己很了不得。要设想一下，自己所知道的是极其有限的，还有很多知识未知。即便是知道的东西也会忘掉，不会永远都是自己的。”

　　“《论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做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不管别人懂得不懂得自己，按照正确的道路慢慢地、扎实地一步步走，求得心安适意，就行了。在走的过程中，要高兴点，快乐点，当然也要吃苦，但苦尽甘来，要学会苦中作乐。”先生语气温和。

　　当问起先生最快乐是在什么的时候，他说：“我感到最快乐的就是“校大样”了。写完一篇东西，搁置起来，冷却若干天之后，再看看，发现到这里、那里有毛病，再做修改。“知一重非，入一重境”。这样发现改正自己的毛病时也自觉到是在进步，也得到了很大的快乐！”先生高兴起来，一脸满足。

　　先生对年轻的一代也充满了期望，说：“年轻人首先要注意心身健康。年轻人的健康就是国家的财富，是人民的财富，不仅是个人的。其次，最好能有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坚持做下来。如果这高尚的爱好与事业一致，那就是最最幸福的事情了！如果不一致，也要安排业余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的爱好不必多，但深入了解、精通，进而有所发现创造，那将是最好的了，也说不定这种业余爱好会变成辉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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