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野外回来的刘静，脸上还带着明显的高原红。
她这次的目的地是玉树。一个来月前，刘静带领研究小组，完成了对玉树地震震后形变连续GPS观测网的站点建设和首批数据下载工作。这些观测点所捕捉的数据，将有可能为我们揭秘地球深部那还不为人知的变化过程。
女性、高原、科研，这些看来不那么匹配，甚至有些冲突的关键词，在刘静身上却形成耦合。由于选择了地球动力学作为研究方向，她的“实验室”在青藏高原，而她更是把野外考察，看作是与大自然的约会。
量级的差距
头顶白色“钢盔”，四条坚固有力的“腿”稳稳地站在岩石上——照片中的这个“家伙”和我们平时见到的GPS相去甚远。
“这是我们的GPS观测点，通过卫星定位，测量两个点之间距离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地壳运动的趋势，进而为地震预报提供重要资料。”刘静说。
今年的高原之旅，刘静和她的团队在玉树呆了一个多月，布设了10个固定GPS观测点。至此，青藏高原上，由她推动设置的固定连续观测站点已达20个。而2006年，刘静刚回国工作时，全国的固定GPS观测点只有26个。那一年，她用自己“百人计划”的经费，首先在西藏南部地区设置3个观测点。
“现在国家启动了GPS网络二期工程，要在全国范围内将固定观测点增加到260个，即使是这样，距离研究需要还是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刘静说。
GPS是对地球内部变化过程动态监测的手段之一。刘静认为，通过GPS观测，研究青藏高原大陆运动学与动力学规律，对西藏地区减灾防灾与资源开发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本、台湾，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震多发的国家和地区，连续GPS观测点的密度是十几平方公里一个，局部还更密。
“而我国的观测点实在是太少了。”刘静说，“我们需要数量上的飞跃。”
地震的震撼
大震过后，刘静都要到灾区去，因为地震对于地学工作者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机会”。
“汶川地震发生两星期后，我们到了那里。”虽然没有目睹震后搜救时最悲惨的场面，但刘静和她的学生还是被深深的震撼了。“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工作。”刘静说，由于对龙门山断裂带了解得太少，最初的时候，哪条地震带发生断裂都还没有搞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像“探宝”一样，在到处都是滑坡、塌陷的山区，寻找着大地活动的证据。
让刘静印象深刻的地震还有一次——1999年9月，发生在美国加州的Hector Mine.那是一次震级7.1级的地震，由于发生在沙漠中，没有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刘静当时正在加州理工大学读博士生，到现在，她还清楚地记得走进地震发生现场的感受：“大自然简直太奇妙了。”第一次看到地震留下的印记时，她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原来研究过的构造、断层，已经不再是书本上的干涩理论，它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你面前。地震裂缝就出现在地质图所标示的断层位置，一点都不差，断层是活的，构造运动是真实可见的。”看着一个个曾经抽象而遥远的概念，变成具体而又直观的景象，刘静除了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也对她多了一重敬畏。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坚定了要做地震研究的决心。”如果说之前她还在为做什么，做不做而犹豫，那么那一次的经历让她真正找到了方向。
讲述·高原
刘静说她的“实验室”在青藏高原，每年都要去那里一两次，呆上一到三个月。而她的“高原反应”和大多数人不同，“一到那边心情就很愉快，而且那是最佳的瘦身时机”。所以，对于出野外，她总是盼望着，但高原的记忆，也不都是美妙的……
去人多的地方散心
尽管青藏高原现在也受到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但那里仍不失为中国最后的一片净土。只有那里的天那么蓝，云那么白。我经常和朋友说起，人的一生中，一定要到高原上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但在高原上工作确实也很辛苦，因为做什么动作都很费氧，走几步就直喘气。但好在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藏南，那个地方人口稍微密集一些，公路比较发达，所以交通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们一般是住在乡里公路边的小茶馆，只要你不是很介意那里的床，就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便。茶馆的床比凳子稍微宽一些，白天坐着当凳子，晚上把睡袋一铺就是床。这样已经挺好的了，起码不用自己扎帐篷，住在屋子里也不会太冷。那个是我们出野外时用的高压锅，高原上不用这个是做不熟饭的。
我们一个工作周期大概两个星期，时间不能太长，不然效率就会变得很低。这时候我们就到人多的地方去散散心，补充一些给养。因为工作的地方环境很艰苦，例如我们到过的阿尔金，周边根本没有人，所以我们要到热闹的地方去放个假，调节一下。
迟到的高原反应。
2004年，在法国做博士后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了青藏高原。我所在的那个实验室就是专门研究青藏高原的，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往高原跑。
那次是跟着两个老外，从格尔木坐大巴上高原，坐了一天一夜，是到拉萨去开一个会。之前在格尔木南边，叫西大滩的地方做一些野外的考察。一趟下来，我一点儿高原反应都没有出现。后来也去过两次，都没事儿，所以就大意了。
那一次时间很赶，要配合美国一个专家的行程，之前我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从拉萨下了飞机，就直接往日喀则奔，第二天就上到了海拔4200米。
那次可真的把我弄惨了。白天头疼，迷迷瞪瞪，晚上睡不着觉，心怦怦地跳，当时觉得自己就要死在那个地方了。好在我们有个随行的藏族司机，很有经验，他告诉我，只要没有肺部的发炎，其他症状不严重的话，身体会慢慢的调节适应。但因为时间很紧，大家没有停下来休息，所以我就一直被拉着、拽着往前奔。后来在珠峰检查站，下车的时候，我稍微跳了一下，就晕倒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关于晕倒的记忆。从那次以后，就是知道上高原还是要小心为妙。
对话·女性
女性在科研工作中就是少数，地学领域的女性更少，而其中又要经常出野外的专业，恐怕就是极少数了。但无论面对科研的困难、发展的瓶颈、传统的束缚，还是来自身边的偏见，即使作为极少数，刘静也从不妥协，甚至没有过一丝动摇。
记者：在许多人眼里，搞地质工作对于女性来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您为什么钟情于这个学科？
刘静：可能是我的性格比较像男孩子，好动，小时候住在农村，喜欢到处乱跑。其实最初我是对地理感兴趣。但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得很长远，我也不是那种对人生很有规划的人，只是一步一步的选择，让我走到了现在。
记者：您有没有感觉到工作中受到局限？
刘静：现在我在工作中的困惑是如何定位。科研上要想做大，就要完成从一个个体的科学家到一个团队领导者的角色转变，是否愿意和如何完成这个转变，是我应该认真思考的。
6月底，我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女性科研骨干培训班，这个课程对我的帮助和启发很大。
记者：您从这个课程中都学到了什么？
刘静：这个课程设置很有讲究，首先一堂课是讲授国家的科技战略和科技发展路线图。一般来说女性比较容易接受具体而微观的东西，对国家需求、宏观战略往往没有男性敏感，所以这个课程使我非常受益。
其次就是对于女性科学家来说很现实的问题——家庭和事业的关系怎么协调。讲这门课的中科院微生物所的东秀珠老师以及地理所的张林秀老师，以她们自己的经历，鼓励我们对事业和家庭要有同样的责任心。“生活中不要忘了自己是女人，工作中不要因为自己是女人而妥协”，我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本上。
记者：对于为女科学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您有什么建议？
刘静：探密未知世界是人的天生特质，好奇心和科学探索没有性别的差异。我觉得首先，对女性的职业选择应该宽容一些，这不仅指在科研领域。如果女性愿意选择一些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职业”，社会应该宽容一些，尽量淡化性别的差异。
在科研领域，还应该适当地给女性一些帮助，例如科研基金。有的科研基金对于申请者的年龄有比较严格的一刀切的要求，是不是能对女性放宽一些？男性的年龄限制在35岁，女性是不是能在40岁，因为30岁左右正是她们生育的生育年龄。类似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帮助女性科研工作者更好地发挥她们的智慧和创造力。西方在鼓励和扶持女科研工作者上已经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很有成效。在我国，如何提高女性在高端职称和获奖中的比例可以说具有政治意义。
（责编：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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