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郎扎巴老人

　　四郎扎巴，藏族，今年67岁，是土生土长的昌都人，当年昌都解放时他9岁。昌都小学建成后的第三年，他上了学，后来又辍学和妈妈一起在川藏公路上干活。1956年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学习，1959年回到西藏被分配到公安局，1974年到昌都县人民法院主持工作，1998年10月份，调到昌都县人大。现已退休。

　　2009年8月31日，昌都的天气晴朗，四郎扎巴来到约定的地方接受采访，老先生衣着整洁，卡其色的夹克，白色的衬衫，头上带一顶同是卡其色的阔沿帽，精神不错，笑眯眯地看着我，听我说明来意后，开始给我讲述他所经历的昌都解放和西藏民改，也坦诚地谈了他对于当前西藏的切身感受。

　　解放军来到昌都

　　四郎扎巴：我是土生土长的昌都人，51年的时候，我9岁，是个流浪儿。59年藏军逃跑的时候，我是亲眼看到的，我有这个印象。后来，我妈妈把我牵到四川桥上，我看到解放军从那个地方过来，老百姓很欢迎，那时候不像现在，老百姓没有哈达，就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拿出一条哈达来，献给解放军，没有的老百姓就拍手，端酥油茶。

　　解放军没进城，也不去老百姓家，就睡在大街上，就是现在的天津广场，还有军分区那一带，当时那边都是空地，解放军就在那里搭帐篷。后来我知道，当时先遣部队的总领导是王其梅。

　　当时解放军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是一个铁皮盒盒里装的，当时我们以为是糌粑，后来才知道是代食粉（花生、苞谷粉，大米和在一起的）。部队的粮食开始都是从内地背进来的，后来用牦牛驮进来。藏政府当时有粮食，但不卖解放军，可解放军还是坚持不给地方增加负责。

　　建立昌都小学

　　四郎扎巴：1951年解放军在城隍庙建了昌都小学，我是53年入学的，是我妈妈叫我上的。当时教室少，我们轮流上学。老师有玉珍老师，就是现在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同志的爱人，还有个汉族的王老师，还有一个藏族老头老师，教藏文的，很厉害，会用竹签打手，我那时候因为逃学挨过几次打。好像还有一个活佛，察雅的，教我们藏文。

　　当时大概有百八十个学生，学校还给我们发衣服，是藏装，里面有棉花，面是棕色的。过年过节还发糖，发馒头。对于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每个月还给2个银元，我也有。

　　后来我辍学了，和母亲一起参加修川藏公路。我母亲会说些汉话，给解放军和卖萝卜卖圆根的商贩之间当翻译，同时还干些活，部队给钱，当时叫钢洋，大概给我母亲十几个钢洋，我有时候也参加背石头铲土，也能得到三四个钢洋。我记得第一次给我三个钢洋，高兴得很，家里的生活有了改善。那时，一个钢洋可以买三四斤酥油，或者五十斤左右的青稞。当时的生活水平，一个钢洋够三口人生活一个月的。

　　西藏民改印象

　　我56年参加工作，当时去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学习，算工龄，包吃包住。毕业后分配到昌都县公安局工作，当时公安局只有八九个人，碰到什么干什么。后来，59年7月份，把我分到昌都寺庙工作组，待了两年。那时候工作组主要是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对于参加叛乱的人，政府先是从政策上争取他们回来，政策上争取行不通的则采取军事行动，俘虏抓回来给他们交交底，分清楚是胁从、骨干分子，主要分子……分十个类型，大多数人都是胁从。当时西藏这里斗地主分土地，和内地不一样，内地反正都要斗嘛，这个地方呢，没有参加叛乱就不斗，给你赎买金，把你的房屋、土地、牛羊都买过来，分给老百姓；你参加叛乱了，打我们了，那就全部没收。

　　当时我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母亲在舅舅家里的磨房帮着磨麦粉，换些麦麸回来吃。家里的房子已经倾斜了。后来分到三间房子，房子原来是昌都第二活佛谢瓦拉的，他本来是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但后来参加了叛乱。

　　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有人不高兴，这主要是包括达赖在内的一部分人，95％的贫下中农和比较富裕的中农，都拥护，都认为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光明带来土地带来幸福。

　　真的分给我了吗？

　　四郎扎巴：现在昌都县沙贡乡的巴宗，当时是个学徒，自己家里没有土地，到了秋收季节帮人家收割，春播时候帮人家背个肥料。后来给他分了三间房子，土地二十来亩，三头奶牛，一头耕牛，一匹马，还有一些农具。晚上他问我：“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分给我了？会不会拿走？要不要钱？”我说：“不可能。这是打倒三大领主以后，共产党分给贫困农民的。不会拿走。”他还分了些衣服，不敢穿，包起来，包了一年多。他当时说了一句话，翻成汉语不好翻，藏话其实更形象一些，大概意思是：我们几十年是在黑暗中过的，现在突然看到了阳光。

　　捐粮与买粮

　　四郎扎巴：西藏上层对待民改，除了参加叛乱跑了的，有些关起来的，其他还是坚决拥护的。举个例子，59年的7、8月份，昌都没有粮食供应，内地又运不上来，现在的政协副主席扎西巴木家的大管家扎加（音）表示，我们可以给政府献上二十万斤粮食，当时我当翻译，县委书记宁大军（音）说：“我们不要。我们可以动员老百姓，你来卖，钱你来收，一斗三块钱。”宁大军书记让我负责，和管家扎加一起。当时，他们的仓库在山上寺庙里，黑呼呼的，让我一起去，我还有点害怕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诡计，（哈哈），把粮食都藏在黑洞里，尽管当时他们是想捐，但部队不要他们捐，而是我们要花钱买。所以说，当时这些领主还是拥护解放军的，有一些上层人士也还是爱国的。

　　独立三天我们就会饿死

　　四郎扎巴：59年到87年西藏很稳定，是人民最安心的阶段。社会发展，人们安居乐业，老百姓对共产党非常拥护，甚至超出了对达赖的信仰。认为共产党最好，解放军最好，人民政府最好。

　　后来87年9月，达赖第一次在西藏搞骚乱，烧了八廓街派出所，社会开始不稳定。骚乱平息以后，一直到去年3·14之前，这中间又有些不稳定因素，但不是很明显，比如喊反动口号贴反动标语等，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与达赖有瓜葛的人，比如说，59年参加叛乱和达赖一起逃到外国去，在印度定居的，这部分人的亲属、后代比较多；还有些人没有政治目的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但是大多数人是拥护祖国统一的，不能把西藏分出去。我说一句老百姓的原话：“你去闹独立吧，闹独立三天以后我们就饿死了。”

　　吃饱饭才开始想拜佛

　　有人说，现在，生活靠共产党，精神靠达赖。正是因为有人处理不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键时就会迷失方向，才会出现有人参与骚乱。3·14也是这样。但是也有些认识比较清楚的藏族老百姓这样说：饿着肚皮的时候想不起达赖，现在吃饱了想起达赖。旧社会饿肚子根本想不起宗教活动、宗教信仰，现在一天三顿饭吃饱了，想起要拜这个佛拜那个佛了。在这一点上大部分群众还是分得清的，万一分不清，就会出乱子了。

　　不听话的孩子要舍得打屁股

　　四郎扎巴：现在我退休了，平时我爱观察，喜欢听听群众的反映。老百姓这样说：共产党把老百姓当成宠儿惯，可是养不教父之过，养要养，不听话的时候屁股上也要打一打，不打的话这个小孩就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材料。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政府当然不能再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办法，但是也要强硬一点，既要耐心的说服教育，又要加上行政命令。现在我们只注重耐心的说服教育，没有比较强硬点的措施。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因为草场、森林、水源问题，老百姓打架比过去多了，一群一群的，两个村两个村打；过去从民主改革到2000年期间，纠纷三四年发生一起。现在每个月能有七八起。所以说，我们的政府应当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退休后的生活

　　四郎扎巴：我现在和老伴一起生活，孩子在拉萨工作，过年过节回来看我们。我喜欢看书看电视，老伴爱织个毛衣。今年昌都民政局成立了一个老年协会，组织我们老年人打打牌，跳跳舞，健身……定期的给我们老人体检，生活是非常好非常安逸的。

　　西藏解放后，特别是西藏民主改革以后，老百姓受教育，村村通公路，这些都是达赖政教合一时期想都不敢想的。现在老百姓的私家车也越来越多，就有个笑话说：59年人解放了，现在马解放了。有的村过去有几十匹马，现在一匹都没有了，有人甚至担心马会绝种了。过去我们公安局有十几家，有电视的只有一家。现在家电都进老百姓家里了，而且老百姓还要买名牌。

　　接受采访的这一天，扎巴老人的痛风病犯了，腿有些痛，看他下楼时有些不便的样子，我上前搀扶他，他笑着摆摆手，慢慢下了三楼，他家住在昌庆街，离我采访他的地方不远，看着他的背影，我知道和扎巴一样的藏族老人们，他们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见证了西藏的跨越式发展，也更能理解西藏只有在祖国的大家庭里，才能够更好地发展。

（责编：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