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见到科勇老人时，82岁的他依然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说话响亮而有力，上下楼梯毫不费力。“我真有福气，从黑暗的旧社会一直活到了光明的今天，要是在民主改革之前，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能过上现在的好生活。”他说。

　　科勇1927年出生于昌都地区察雅县，在当地领主压迫下，过了十几年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之后，他和父亲逃了出来，开始四处流浪、乞讨，最远还去过拉萨。1956年，感觉流浪下去实在不是办法的他，和父亲、妻子一家三口来到昌都县卡若村定居下来，通过给村里的领主当“差巴”勉强维生。

　　科勇回忆说，当时卡若村有7户人家，全部都在为领主干活，其中有4户是“差巴”。“我们过来之后，没有土地、生产工具和牲畜，只能给领主干活换一点点糌粑填肚子，牛肉和酥油是一年到头都吃不了两口的。住的地方更是没有，能找个遮雨的屋檐凑合着睡就不错了。”他说。

　　那时候，科勇一家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要给领主干活，从上山砍柴到下地播种，什么都做，而领主对待他们却无比苛刻、严酷，稍有不顺心就随时打骂，以至于他看见领主时两腿都在颤抖。有一年，科勇的妻子措姆怀上了身孕不能干农活，只有向领主请假，但领主说什么也不答应，三番五次求情之后，领主才勉强同意让措姆休息，但属于她的那份活得由科勇完成。“虽然我一个人干两份活很累，但总算把妻子和小孩保下来了，”科勇无奈地说，“领主真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啊！”

　　没有给领主干活的时候，科勇一家就帮乡亲们缝补衣服换点报酬，但仍然经常挨饿。实在饿得不行了，他就冒着被严厉惩罚的危险，从给领主砍的木柴中偷出几根去换点食物。说到这里，科勇的眼圈红了：“那样的日子太苦了，我现在回忆起来心里都难受得很。”

　　1959年，民主改革的春风吹遍西藏大地，科勇一家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按照一人1.5亩地的标准，他们家分到了4.5亩土地和一头耕牛、一头犏牛，没多久又在村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盖起了房子，“生活一下子从地下升到了天上”。

　　科勇笑着说：“刚领到那两头牛的时候，我还很不塌实，以为跟过去领主家的牛一样，必须好好伺候，不然就要挨打。于是我跑去问解放军，结果我才知道这牛是自己的，生老病死都由我负责，这才放下心来。”

　　由于会做农活，科勇很快当上了村里的种子试验组组长和农民协会主任，成为了“半个国家干部”，四个子女全都接受了教育，后来还读了大学，当上公务员。

　　“村里的干部很热情，对我们的生活也很关心，不仅主动帮我们干农活，逢年过节还要提着礼物来看望、慰问，让我逐渐体会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也对共产党发自内心地拥戴。”科勇深有感触地说。他在197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先后担任了昌都地、县两级政协委员，两次被评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1989年又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还去北京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如今，忙碌了一辈子的科勇终于歇了下来，和同样身体健康、也快满80岁的老伴措姆在卡若村过着安享晚年的生活，住的房子是2006年花11万修好的，上下两层，有10多间屋子，儿孙们也很孝顺，把两位老人照顾得衣食无忧。快到藏历新年了，科勇现在就盼着大家早点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

　　从农奴到主人，再到今天的甜蜜生活，大半个世纪以来，科勇一家见证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当从电视上得知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消息后，科勇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这个日子设得好啊，让不管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还是生活在今天的后代们，都能牢记历史，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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