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流传到境外其它国家、民族、地区，并与某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某个国家、民族、地区文化特色的佛教，可称之为那个国家、民族、地区流传的佛教。目前可称之为这样称呼的只有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三支派系。可称之为这样的称呼，具有一系列的指标体系和衡量标准，即佛教语言本土化，佛经文字本土化，佛教信徒本土化，佛教道场本土化，佛教造像本土化，佛教仪轨本土化。根据这个标准衡量藏传佛教形成历史，就不应该其形成历史界定为后弘期藏地佛教各教派兴起开始，而应该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是时藏地佛教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模，具备了这些特点。本文通过有关藏汉文文献资料，从以上六个衡量标准论述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藏地佛教基本状况及特点，从而论证说明藏传佛教形成于赤松德赞时期原由。

　　一、佛教语言文字本土化

　　语言是人类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一切交往都必须借助于语言和文字，语言文字是打开文化大门的一把金钥匙。佛教是公元七世纪初传入吐蕃，吐弥桑布扎和两位公主各自组织汉地、尼泊尔、印度等的高僧进行翻译佛经。佛教与藏文结了不解之缘。当时翻译佛经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传播佛教，而是作为学习藏文的教课本来进行的。从而佛教在吐蕃社会中语言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赤松德赞时期，翻译佛经规模达到空前发展，翻译佛经作为吐蕃王朝之行为进行，大量的印度梵文佛经翻译为藏文。当时翻译的佛经有三大目录，涌现出九大翻译家，基本达到了佛教语言文字本土化的程度。

　　二、佛教道场本土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佛教寺院是佛教信徒修法、传法的基地，它标志佛教传播和信仰。说到佛教在藏区的道场，这还要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那个时期在王室的支持下修建某些寺院和道场，但这些寺庙大都只是供奉佛像的一种简单的佛堂，不具备后来桑耶寺那样具有佛、法、僧三宝的寺院。到了赤松德赞时，专为藏人出家为僧和来自其他地方的僧人在山南扎囊县境内修建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佛法僧俱全，拥有供奉、学经、传法、译经、僧舍、经堂等设备的大规模的正规寺院桑耶寺。它的建筑艺术和规模布局成为后来藏族寺院建筑的范本。桑耶寺的建立，吐蕃开始有人出家受戒，开始建立僧伽制度，翻译佛经，讲学修行等佛教事业。它标志着佛教在吐蕃道场的本土化。

　　三、佛教信徒本土化

　　松赞干布时期接纳佛教，一方面是为了政治联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的需要而引进的。最初的佛教只是在王室贵族中信仰，而民众中佛教信徒则寥寥无几。当桑耶寺建成后，从此开始有了藏族出家为僧的人。史称“七觉士”。继后又有三百余人青年男女出家为僧尼。这标志着佛教信徒在吐蕃趋向本土化。

　　四、佛教仪轨本土化

　　为了使印度佛教更加适合于吐蕃人民的生活习惯，也为了使印度佛教更好的生存，佛教吸收了苯教禳发、祈祷、煨桑等仪式，同时苯教的地方神祗，诸如四魔女、四夜叉、四神女等高原固有的神灵被吸收为佛教的护法神，而没有绝对的排除和否定。这些都使印度佛教开始趋于本地化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表现，也是藏传佛教基本特征之一。

　　五、佛教造像本土化

　　宗教神祗的造像往往带有宗教发祥地人的相貌特征和当时的审美情趣及其本土的文化元素。佛教起源于印度，它的神灵体系的面孔装束具有印度人的特点。佛教传入吐蕃后，遭到了本土宗教苯教及其贵族大臣们的抵制和反对，吐蕃的百姓更是无人问津，究其原因就是对异己文化的排挤。赤松德赞为了消除这种文化隔阂，使吐蕃臣民对佛法生起信仰，命雕塑匠和画师们依照吐蕃人的模样塑造佛、菩萨像。从此将印度面孔的佛菩萨像转化为藏人面孔的佛菩萨像。佛教造像本土化于赤松德赞时期已经形成。

　　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是可称之为藏传佛教首先要有合理的理论依据和衡量标准。其次是藏传佛教形成的历史界定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因为学术界时至今日仍然称“前弘期佛教”为吐蕃佛教，称“后弘期佛教”为藏传佛教，甚至无界定概念地称呼。力求学术概念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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