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体的绚丽多彩的文化，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其中包括国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等的文化交融。

　　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员，她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和灿烂，而藏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语言、文字、文献、艺术、美术、音乐、戏剧)充分体现了藏传佛教的精神和理想。中国佛教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除了在内地流行的汉语系和各宗条派(禅、净、天台、华严、律、密……)，还有包括了在藏区和蒙古等地区流传的藏传佛教、南传的声闻系上座部佛教。表现了佛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全面深厚持久的影响，这是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而且，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有其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比如：在北京人们早已习惯于新年里去雍和宫观看“打鬼”和庙会；在西城上空矗立巍峨地标性的妙应白塔，已成为北京人的骄傲；而北海公园里耸立在琼华岛上的“金刚宝座”塔(北海白塔)又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至于在蒙古各地，在五台山，在承德，在藏传佛的圣地，数不胜数，都成为当地的民俗佛教文化的巍然大观。这些都是长期以来藏传佛教大师们辛苦地将藏传佛教东传，逐步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融合的结果。很值得深思和研究。期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汉、藏两族的一批翻译大师的贡献令人肃然起敬。

　　唐代，在敦煌石室遗书中就有汉文名著的藏文译品，如：

　　1.P.T.986号《尚书》译文残卷，存158行，共四节：为泰誓中，泰誓下，牧野、武成。

　　2.P.T.291号《战国策》96行，为“魏策”六篇，包括“田需贵于魏王”、“华军之战”、“秦魏为与国”、“王假三年”、“秦王使人谓安陵君”、“魏攻管而不下”等六节。

　　3. 《史记》卷七十六之《平原君与卿列传》中关于“毛遂自荐”的故事见于P.T.1287，《赞普传记》第四节中引出“参哥米钦”毛遂式自荐之说词。

　　4. 《孔子项托相问书》，在P.T.992、1284、S.T.724等数件译文为传神。

　　5. 《贤愚经》的译文是由管•法成(Vgos-chos-grub)由汉文译成，后收入藏文大藏经中，影响最令人注意。

　　元代，八思巴(Vpags-pa)等高僧在大都弘法，以宫廷中帝王、后妃、王子、公主讲授藏传萨迦、噶举等密法经咒，译为汉语，编成《大乘要道密集》在宫内流传，其中为萨迦、噶举各派著作甚多。

　　八思巴亲自在大都讲经说法，编成《彰所知论》在内地流传，并被收入汉文大藏经中。南宋末代皇帝少帝显降元，封瀛国公，后出家，送往萨迦，常住三十一年，藏名Chos-kyi-rin-chen，人称“法宝大师”，他曾翻译《因明入正理门论》和《百法明门论》为藏文，后被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

　　到了当代，中央成立了民族语文翻译局(包括蒙、藏、维、哈、朝等文种)，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以政治理论和政策法令为主，以适应民族工作的需要，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本问世。

　　《水浒传》(Chuvi-ngogs-glam-rgyud)全120回，藏文本，1978年6月民族出版社出版，2001年9月第二次印刷，全四册。以五省区及北京民族出版社翻译组翻译，实际上索朗班觉等同志出力最多，主要负责人为次仁平措。

　　2、《红楼梦》(Khang-dmar-myi-lam)一卷，前三十回，索朗班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9月初版，660页)，前有长篇“译者前言”，述及翻译的起意、过程，烦恼和解决，说明对《红楼梦》一书伟大意义的认识。

　　《唐诗三百首》，平措次仁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平措次仁，拉萨人，出生于夏瑜家族，受过良好教育，曾任西藏班协秘书长、社科院院长。

　　他们几位的工作能力和热情在长期的负责岗位上有杰出的表现，也有被委以令人钦佩的官职(如，副局长、院长、党委书记……)。但，他们始终仍然陶醉于、着迷于文学翻译事业，这些翻译大师都以自已的翻译而自豪。

　　应该特别提到已故的索朗班觉先生，令人怀念，1932年生于拉萨，1996病逝北京。他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历史学家，曾师从察珠活佛、多吉杰博等大师，有很深藏文造诣。生前有多种译作问世，对于汉藏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虽然曾出任民族语文翻译局副局长、党委书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但依然醉心于文学翻译中，竭尽全力参与完成《水浒传》的全译文，并带病努力译出《红楼梦》前三十回。

　　《东嘎大辞典》中有专条(P.1210-1211)以两页篇幅，叙述颇详尽，特别指出他呕心沥血全付精力贯注于《红楼梦》前三十回的翻译成就大为赞扬，称羡他的翻译家的品质、对汉藏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对启发后人、增进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的意义深远，可谓典范。氏1996年1月28日心力交瘁而终。由此看出，藏族学者对他的称赞和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