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城中心地区的雍和宫是北京的重要名胜古迹，也是首都北京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大殿前院有一“御碑亭”，亭内有一石碑、碑文名称为“喇嘛说”，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雕刻于碑的四面。乾隆在“喇嘛说”碑文中讲述了藏传佛教的命名、来源和发展，并阐明了大清皇帝保护喇嘛教的道理，总结了元朝的历史教训，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对喇嘛教决不可“曲庇诌敬”，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其次讲述了他用封建法律制裁上层喇嘛进行分裂活动，危害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再次还着重说明活佛转世制度的由来和弊病。并提出整顿和改革的措施。最后他简述了“辑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和策略。

　　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

　　清朝建国伊始，即广兴喇嘛教，以安抚蒙藏民族。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朝政府的一项传统政策。乾隆作为爱新觉罗的后代和康熙、雍正事业的继承人，在其执政时期，依然奉行了这一班策，并且把它纳入了加强多民族国家统一、巩固封建政权的总目标中，如重修北京西黄寺、妙应寺，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寺，在承德修建了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庙等，并极力推崇喇嘛教，优礼平班禅等佛教僧人，其目的就是借喇嘛教来笼络蒙藏上层分子，即满足他们的宗教信仰，使之倾心依附清中央政府，实现其“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

　　二、“金瓶掣签”的政策

　　乾隆设立的“金瓶掣签”制度，是防止喇嘛教上层分子与蒙藏上层世俗势力结合，防止喇嘛上层势力膨胀的一项关键性措施。历史上曾有很多转世活佛出自达赖、班禅、哲布尊呼图克图等大活佛系统的亲属及世家之内，“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如罗桑贝丹喜系六世班禅，其兄却珠嘉措是噶玛噶举红帽系的第十世活佛，另一兄罗桑金巴是扎西伦布寺的仲巴呼图克图，其侄女多杰帕姆是噶举派桑定的著名女活佛，一门之中竟出了四名大活佛。鉴于此类情况给政教合一的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弊病，乾隆遂决定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用乾隆自己的话说，“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不得不如此耳”。由此可见，乾隆推行“金瓶掣签”的实质即是通过整顿喇嘛教，将确定喇嘛教领袖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系统的权力从蒙藏地方上层手中转到清中央政府，以加强清中央政权对蒙藏政教权力中枢的控制，巩固其在蒙藏地区的统治权力。

　　三、“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的政策

　　从乾隆御制“喇嘛教”碑文的内容，还可以窥见出清朝政府对喇嘛教的一系列政策。乾隆是一位明智的封建君主，他一面扶植和提倡喇嘛教，一面又对全国的僧人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加以限制；对有分裂活动危害国家统一的僧侣，即使是高僧大德，也是明正典刑。如对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却珠嘉措的惩罚；对扎什伦布寺大喇嘛济仲“托占词为不可守，以致众喇嘛纷纷逃散”的行为，给予剥黄正法；对仲巴呼图在大敌当前携带财物而逃，令解京治罪。乾隆作为历史上一位有所作为的封建皇帝，他在对待喇嘛教政策上，一方面是尊崇，一方面是限制，贯穿二者是利用，即把它作为一种有利而无害的统治蒙藏民族的工具。总的看来，是一种比较现实、理智的政策。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安宁，推动祖国统一，有着深远的影响。

　　乾隆御制“喇嘛说”是“金石补史”的珍贵资料，对于今天研究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本文还对“喇嘛说”碑文的内容一些明显的错误，进行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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