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stein, 1877~1937)一生的著述中，绝大多数直接涉及到藏文佛典、藏传佛教造像以及藏梵汉文本佛教文献的对勘研究。具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犍椎梵讃》，主要研究《犍椎梵讃》的梵、藏、汉文本的版本源流并将三种文本进行对照比勘。这是钢和泰对其钟爱的多语种佛教经咒赞语对勘研究方面最早的成功之作，他一向认为利用经咒音译材料可以有助于古音韵的构拟，尤其是汉语古音韵的构拟，此书风格与1926年在中国出版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排列顺序上不同而已。这一作品不但是学术界利用梵、藏、汉对音探求中国古代音韵的最好材料，也是研究佛教文献典籍语言和版本源流的典范作品。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梵、藏、汉佛经音写材料的重要性，并做了相当坚实、精细的基础工作。其次是上文提及英文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汉藏梵六种合刊》这是钢和泰来到中国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此书更是多语种、多版本佛教文献对勘研究的经典性作品。梁启超先生曾经对此书的出版寄予厚望，“很盼望他的精神能间接从这部书影响到我们学界”(1926)。出版后则着实让语言学、梵藏汉佛教文献学、佛教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类似的学术成就还有钢和泰1933年出版的《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藏汉对照)》和已经完成，但是最终因为他的早逝而未能最终出版的两部重要著述，那就是钢和泰生前列为“哈佛中印研究丛书”第4卷和第5卷的《金刚能断——梵藏汉对照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和《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论(藏汉)》。

　　除了梵藏汉佛教文献对勘研究外，钢和泰在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代表作《两座喇嘛教神殿》)。钢和泰发表的二十多篇论文中，绝大部分与藏文佛教典籍、藏传佛教造像、藏族历法等有关。其中仅英文撰写的主要篇目就有《有过贵霜种吗》、《俱舍草名称小考》、《希腊文名称与印度》、《论诸神变》、《诸佛菩萨圣像赞评注》、《论北京、圣彼得堡、京都对北宋时期汉字音写梵文经咒片段的构拟》、《一份在乾隆年间译成梵文、在道光年间译成汉文的藏文文献》、《论两幅象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先辈的画像》、《论迄今不为西方学者所知的一部北京版藏文<甘珠尔>》、《简论60年饶迥藏族历法》、《佛说圣观自在菩萨梵赞》、《乾隆皇帝与大首楞严经》、《所观与所想》等等。　　

　　钢和泰这些文字洋洋洒洒、内容专深晦涩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其研究成果覆盖语言学、佛教文献学、文物收藏及其他诸多领域，但绝大多数都与藏文文献相关，因此，从当今所谓的藏学角度出发，可以说钢和泰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藏学专家。他在有关西藏文化、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等方面做的研究，为后来的中国藏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为后来者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然而，我们要谈钢和泰对中国藏学的贡献，上述作品之外，我们不得不提他在佛学和藏学领域所做的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佛教文献研究，包括藏文佛经研究方面的学术新秀和专才。其中好些是哈佛大学派往中国留学同时在中印研究所研修的青年学者——有西克曼(Sickman)、维勒(Weller)、梁思永(S. Y. Liang)、戴德华(G. E. Taylor)、毕乃德(Biggerstaff)、魏鲁南(Ware)、布德(Bodde)、顾立雅(Creel)、贾天纳(Sidney Gardne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柯立夫(Cleaves)等，其中大多数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亚洲研究学者——还有许多是来自海内外、长期跟从钢和泰从事学术研究的助手或学生，比如维勒、潘克勒托夫，以及林藜光、黄树因、于道泉和一些藏传佛教僧人等。比如谈到钢和泰和于道泉的关系，可以说没有钢和泰，也许就没有后来如此优秀的藏学家于道泉；没有于道泉这样的学生衬托，钢和泰就决不会享有延续至今的崇高的学术声誉。

（责编：B/S-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