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76窟为唐窟，宋元重修。该窟东壁门南、门北画《八塔变》两排，下排残毁，上排南起分布为第一塔释迦降生、第三塔初转法轮，门北为第五塔降服六师和第七塔猕猴献蜜。这种八塔变是宋至西夏时期特有的题材，所以学者将此壁画确定为北宋。唐代敦煌流行有以佛陀事迹劝诫世人之变文如《八相变》、《八相押座文》等。

　　相关释迦八相成道的佛传故事也多有所见，但以八塔为表现形式的“八塔变”，敦煌壁画出现八塔变则迟至11世纪，原因是此时宋迦湿弥罗人法贤（天息灾）译《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与《八大灵塔梵赞》，

　　其次是东印度波罗王朝当时流行描绘圣迹的八相图。考虑法贤980年入中土，1000年圆寂，所译经典在10世纪后半叶，经典至图像的出现尚需时日，以八塔或八塔变相表现佛传内容出现在11世纪上半叶。辽宁朝阳北塔天宫为辽圣宗重熙十二年（1043）重修，出土鎏金银塔多密教五方佛与八大菩萨，并有八大灵塔曼荼罗，主尊为智拳印释迦牟尼佛、跏趺坐莲花座、著宝冠，左右两侧列八塔，一左上外为净饭王宫生处塔，二左上内为菩提双树下成佛塔，三右上内为鹿野苑中法轮塔，四右上外为给孤独园名称塔，五左下外曲女城宝阶塔，六左下内耆阇崛山般若塔，七右下内蓭罗卫林维摩塔，八右下外婆罗林中圆寂塔。中国内地其余地方目前还没有发现早期八塔佛传，卫藏虽然在11世纪前后出新较多表现八塔的擦擦，在9-10世纪的东印度、11世纪的卫藏和阿里等地都遗存了很多的“擦擦”作品，其中描绘八大（或五大）佛塔的内容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主塔多为释迦牟尼降魔塔，西藏耶尔巴寺出土的11世纪的“擦擦”，就是东印度金刚座降魔印释迦牟尼像在西藏出现的早期范本。然而，藏区各地也没有看到12世纪以前以绘画形式表现的八塔变，藏地善逝八塔信仰盛行于后期，或许八塔变样式首先流行于汉地。如此，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的年代当在11世纪上半叶？

　　然而，敦煌吐蕃风格的绘画集中出现在9世纪前后，其中个别绢画的年代晚至10世纪，晚唐一些密教窟室壁画中偶然能看到吐蕃波罗样式的遗风。可以确定的是，晚唐吐蕃成分是早期样式的遗留。朗达玛灭法、吐蕃的崩溃致使佛教及佛教艺术在吐蕃本土中断一个世纪，后弘期、即11至12世纪前后传入西藏的东印度波罗艺术几乎在同时影响至西夏。假如按照敦煌研究院对第76窟八塔变的年代判定在10或11世纪，那么意味着我们在敦煌11世纪前后的壁画中发现了在后弘期西藏艺术中才看能看到的母题。假如第76窟八塔变依照其与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等石窟西夏壁画可作类比的人物造像风格断代在12世纪末，那就证明在敦煌莫高窟同样存在西夏时期的波罗卫藏样式，但其画法与上述洞窟壁画大异其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佛传八塔图像在藏地早期并不流行，有其特有的传播线路，极可能是经由克什米尔一线传入的，如此，莫高窟76窟八塔变的年代似乎早于敦煌地区其他石窟同类题材？

　　第76窟八塔变的波罗风格非常明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塔龛两侧的狮羊立兽，这种立兽在波罗艺术中出现于9世纪，西藏艺术中现存最早的狮羊例证出现在11世纪后半叶的卫藏，在西藏阿里石窟也偶有发现，是阿地峡（982－1054）入藏前后传入卫藏的波罗艺术中的具有断代意义的母题之一；波罗样式的另一个标志是胁侍立像菩萨，三叶冠、高发髻、璎珞严身，长度及膝的手臂，手心、脚掌施红，超短红色裙裤，双脚并向一侧，躯体婀娜扭转等。

　　观察第76窟八塔变，演变为写实化的狮羊如同山羊，羊背攀援的小童有如成人，羊下承象，六拏具的早期样式。例如，第七塔“猕猴献蜜”，塔龛中释迦汉式佛装，右侧胁侍菩萨可见三叶冠，双手合十作印，短裙裤，双脚似并向一侧。龛外“菩萨声闻从佛会时”一侧两位菩萨，第一位右手与愿印，左手长过膝，似执莲茎，典型波罗莲花手观音身相。右侧菩萨亦双手合十，身体扭转得波罗神韵，脚亦并向一侧，我们与本书12世纪前后作品比较，可以看出其中显在的联系。

　　第76窟域外波罗样式似乎被当地画家地方化，这种地方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种样式经过与当地风格的长期融和而形成新样式；一种是当地画家对粉本进行改绘，如同外国人画的中国画，中国人长着外国面孔。由于狮羊及典型的波罗菩萨出现在11世纪前后的卫藏，第76窟八塔变的卫藏波罗成分见于11世纪初，与藏区经由上路弘法，随同阿地峡进入卫藏的式样同时出现，甚至更早，它是通过什么途经进入敦煌的？可能的解释是后弘期上下路往藏地传法的过程中，藏区西部和安多两路本身也存在艺术风格的互相交流，此期卫藏波罗式样进入敦煌当由安多进入，我们在武威西夏时期的杂木寺石雕中可以见到狮羊母题。

　　由于八塔变传播于藏地的时间较晚，敦煌“八塔变”塔之样式与11世纪前后卫藏印度支提塔样式大不相同，期间糅合了汉地密檐砖塔和辽金流行的莲花帐顶的因素，这种样式在此后的西夏八塔变为主的塔龛样式中得以继承，形成独立分风格体系，如东千佛洞第5窟八塔变、五个庙石窟第一窟中心柱正壁、榆林窟第3窟主壁、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出土《塔龛千佛图》等。

　　看来当地艺术家对这种域外样式并不熟悉，除了塔龛的改变外，龛顶两侧的流苏被改画成敦煌流行的飘幡，塔顶两侧持明画成飞天，佛、菩萨皆汉装。从整个画面分析，当地艺术家在描绘新的八塔变题材时，采用了一些波罗图像元素。

　　除了莫高窟第76窟之外，12世纪前后《八塔变》在西夏广为流行，与第76窟最为接近的是东千佛洞第5窟《八塔变》，方格式构图，画面多漫漶。中央大塔为释迦降魔塔，塔可见砖石结构，遵奉第76窟样式，但塔顶敦煌样式飘幡已消失，两侧胁侍菩萨有西夏常见的须弥座。上方为涅槃变，但没有绘成塔状。两侧为六小塔，共同构成八大塔。

　　榆林窟第3窟主壁正中绘八塔变，可见西夏后期八塔变的位置，塔之构图与东千佛洞第5窟基本相同，中央降魔大塔为象征卢舍那法身的宋、辽、金样式莲花帐顶，顶上同样是涅槃变。此窟藏汉密杂陈的布局说明西夏人对藏密汉密的态度，同时表明西夏八塔变源流。西夏文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卷末题记有云：“（太后）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此经为罗皇后为悼念仁宗（1139-1193）去世三周年而施，当为1196年。散施的“八塔成道像”疑为雕版刻印单幅图像，从77276的庞大数量可以看出此类造像的盛行。

　　西夏八塔变发展至后期出现藏式噶当塔，典型例证是黑水城出土的《金刚座触地印释迦牟尼佛与佛塔》是一幅构图奇特的唐卡作品，画面用色极具图案色彩和浓重的矿物色色调，几乎可以确定为几种单色，如描绘人物衣饰和填充背景的棕红色、表现佛塔和菩萨身色与头光的白色、描绘主尊与菩萨身色及佛塔基座的黄色、描绘背龛和树木的些许绿色以及平涂佛塔背景的釉蓝色，唐卡所绘佛塔两侧有西夏文和汉文的榜题。这种构图样式鲜见于现存的传统西藏唐卡，但其风格确实典型的波罗式样，或许是11世纪前后波罗流行的八相图，或者是西夏人将八塔变引入唐卡绘画。

　　在此幅唐卡中，释迦牟尼佛黄色身形，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左手结禅定印，右手作触地印。在他的前方置有一金刚杵，这是藏传佛教造像触地印释迦牟尼佛的特征之一。佛陀的脖颈和手臂较短，五官较为集中，被安置于支提佛塔之内，佛塔两侧绘有三叶形的菩提树，表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场景，左侧汉文榜题是“菩提树下成道塔”，说明此大塔象征佛陀事迹中最重要的菩提证悟。头光为白色，两侧绘有中原汉地出土的凤鸟图案，这一图案见于黑水城出土《四美图》的上方，其旋上的尾羽形成头光的边缘装饰。佛陀背龛仍为石绿底色并绘有卷草纹装饰。主尊右侧为白色的观音或莲花手菩萨，右手持白莲花，左手手印不可辨；佛陀右侧是黄色的弥勒菩萨，右手持上有净瓶的莲花，左手作安慰印。在释迦牟尼莲花座的下方，是安置在同一基座上的五佛塔，中间一座大塔，左右各二座小塔，左侧汉文题记是“降服外道名□塔”，表明五塔所记事迹为释迦牟尼佛以大神变不可思议的降伏外道徒。唐卡两侧各为三座佛塔，根据画面榜题，右边三塔为“耆门崛山大乘塔”、“庵罗林会维摩塔”和“佛从天下宝阶塔”；左边三塔为“尘园法轮初转塔”、“释迦如来生处塔”和“拘尸那城涅盘塔”。八塔名称与顺序与朝阳辽塔基本相同，可见其图像来源。

　　兰县宏佛塔也出土了带有八大佛塔的绢质唐卡，画面大部分毁损，仅残存佛塔，每座塔的两侧也留有汉文和西夏文对照的榜题，画面的用色、形制与黑水城这幅作品完全相同，可见两者是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断代在12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