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一向是国内外藏学界重视的课题，本次藏学讨论会延续了这一传统，并将上届讨论会所设的历史组细化为古代历史组和现当代组，希望以此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在为期三天的讨论中，与会代表共向大会提交了18篇论文，内容涉及吐蕃史、文献研究、人物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等等。通过学者们开放式的讨论，可以惊喜地发现，主办方的初衷正在变为现实。
台湾中正大学林冠群教授主持首场讨论会 摄影：魏毅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巴桑旺堆研究员作学术发言 摄影：魏毅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研究员作学术发言 摄影：魏毅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邓锐龄研究员作学术发言 摄影：魏毅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作学术发言 摄影：魏毅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桑达尔基副研究员作学术发言 摄影：魏毅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黄维忠副编审作学术发言 摄影：魏毅
本场英语译员王俊昌为奥地利科学院斯坦因·凯勒教授提供翻译 摄影：魏毅
一、历史文献的深度探求
作为学者们复原、阐释历史的基础，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识别、考证和辨伪显得尤为重要。以首日提交的六篇论文为例，作者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历史文献的深度探求。
该场讨论会由台湾中正大学林冠群教授主持。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巴桑旺堆研究员等六位学者作了论文报告，奥地利科学院斯坦因·凯勒教授等数十位中外学者聆听了报告，并参与论文讨论。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巴桑旺堆研究员在《关于藏文古写本科学研究方法和西藏新发现的古苯教写本》一文中阐述了将“写本学”引入古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古藏文写本科学研究的16个方面，作者还着重介绍了2006年在山南地区措美县发现的吐蕃时期的苯教文书。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研究员的《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献简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桑达尔基副研究员的《初探察罕苏不尔嘎地区的藏文碑文》两篇论文也是作者在识别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展开的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关于元代西藏的驿站》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黄维忠副编审《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着重关注的是历史文献中古地名的考证。二位学者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实地考察，对元代西藏驿站的定位和吐蕃雅莫塘节度使的治所进行考证，虽然得出的结论带有一定的推测性，但其“循名责实”的学风对于藏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关于乾隆年间西藏与廓尔喀战争的研究是一个“老话题”，在无新史料问世的情况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邓锐龄研究员在他的《清乾隆朝廓尔喀第二次侵藏战争（1791——1792）》一文中，恰恰通过对诸种现有常见史料的比对、辨伪，发现新问题，并得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结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学术嗅觉值得后辈学人借鉴。
对历史文献的占有一直是国内藏学界的优势，如何进一步挖掘新史料、加强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突出问题。通过此次讨论会，人们欣喜地看到，藏学家们正在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求。
二、和而不同——关于“雅莫塘”的争论
与会学者们各自发表不同的观点 摄影：魏毅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黄维忠副编审在《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长期困扰学界的雅莫塘节度使的治所及其与河州节度使的关系作出了推论。他认为：雅莫塘即大夏川，地当河州（今甘肃临夏附近）；而雅莫塘节度使即河州节度使。与会学者围绕此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巴桑旺堆研究员首先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说：“以一个藏族学者的语感，雅莫塘应该泛指一片很大的地区，而不是某一特定地区的名称。”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周华编审则认为雅莫塘应该是某一特定的地名，但也指出，雅莫塘作为地名经常出现于不同的地区，原因是文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家乡与雅莫塘联系起来，所以文献中关于雅莫塘位于某地、或某地之中的记载很多，比较混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质疑了黄维忠将雅莫塘等同于“大夏川”的意译方法，认为在汉文译为藏文的过程中，意译是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他还依据《塔尔寺志》的记载，指出了雅莫塘不在河州、而位于塔尔寺附近的可能性。
围绕一个地名，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畅所欲言，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不仅为提交论文的黄维忠提供了完善论文的依据，也惹得该场讨论会的主持人台湾中正大学林冠群教授羡慕不已，他说：“在台湾，吐蕃史研究通常归入唐史门下，往往论文宣读完毕，场下鸦雀无声。今天能听到如此精彩的争论，非常高兴。”
不同观点的针锋相对是讨论会的魅力所在，也是促进学术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原动力。令人兴奋的是，类似这样的争论在本次讨论会上层出不穷，围绕某个学术观点往往会激起多回合、高质量的争论风波，不但让与会代表和旁听者大呼过瘾，也切实彰显了藏学作为一门“显学”的分量。
三、学术思潮与期待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巴桑旺堆研究员介绍新发现的古苯教写本 摄影：魏毅
巴桑旺堆先生来了，人们期待着这位“总能带来些新东西”的藏学家这一次又带来了什么。显然，他没有让大家失望，且听一段他的发言吧：
“8世纪中叶，吐蕃赤松德赞采取扶持佛教、迫害苯教的政策，苯教文献遭受灭顶之灾。11世纪以后，吐蕃时期的文献除了佛教写本流传于世外，苯教文本在西藏本土及藏区基本绝迹，人们长期见不到它们的踪影。2006年夏天，山南地区措美县出土了一批吐蕃苯教文书，使藏学界有幸目睹千年之前的珍贵写本……”
听完这段发言，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历史讨论组在10月14日下午变得座无虚席、门庭若市了。
耐人寻味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尤其是斯坦因·凯勒等国外藏学家，在听完巴桑旺堆的报告之后，又悄然离场。
如此落差的场景，恐怕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在思考。也许可以解释为：巴桑旺堆先生连续5届参加国际藏学会，作为唯一入选国际藏学研究理事会的国内代表，在国际藏学界上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诚然，我们不能把得到国际认可作为衡量学术的唯一标准，但巴桑旺堆的学术经历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迪，并催促我们反思：我们可以为藏学的发展做些什么？
梁任公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首次提出了“学术思潮”的概念，他指出：“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以此观察藏学界的历史研究，哪些可以看作研究的思潮？哪些指示着学术进展的方向？笔者显然不能妄加推测，但回望巴桑旺堆先生的学术成果，赫然列入其中的是四部响当当的著作：
《协噶地区人文历史》/译著/藏译英/意大利菲拉里出版社1995年出版
《协噶教法源流》/译著/藏译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
《普同教法源流》/译著/藏译英/意大利菲拉里出版社1997出版
《瓦协》/译著/藏译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我们一方面钦佩巴桑旺堆先生的语言功底，一方面也为如此力作不能在国内及时出版、无法惠及国内藏学界感到遗憾。讨论会期间，笔者曾就此请教陈庆英先生，他也对此感到可惜，并且说：“由于国内学术成果考量标准的特点，学者们多不愿意将精力投入到文献的翻译、整理工作中，其实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对学者学术能力的提升也很有帮助。”
令人欣慰的是，巴桑旺堆先生展示的新近发现的四部苯教文书，从发掘、整理，到由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只用了一年时间。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我们期待巴桑旺堆先生以及更多的藏族学者，在藏学研究领域获得更多令世人瞩目的成果。（责编：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