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依靠“洋教练”在曾经的弱势项目上取得突破，和中国教练海外执教的突出业绩，在殊途同归的发展道路上闪烁着同样耀眼的光芒。

　　和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不断寻求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国社会一样，中国体育的态度、观念和做法也正在交流与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成熟。

　　在北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上，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38名海外教练分别在17个运动项目中任职，人数之多创历届奥运会之最。和“洋教练”的数量成正比地，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军团的成绩在“洋教练”们的执教项目上也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张琳在男子400米自由泳中夺得银牌，实现了中国男子游泳历史上奥运奖牌零的突破，为他督战“水立方”的正是曾经指导过中长距离之王哈克特的澳大利亚教练丹尼斯；

　　年轻佩剑选手仲满以15：9战胜法国选手尼古拉·洛佩，斩获我国24年来的首枚击剑奥运金牌，他的背后是法国籍主教练鲍埃尔；

　　张娟娟在射箭女子个人赛上连克三名韩国选手夺冠，摘得我国射箭史上首枚奥运金牌，她的身旁是执教多年中国队的韩国前世界名将杨昌勋；

　　中国女曲以6：1狂胜韩国队，而中方主帅则是被称为“魔鬼教练”的韩国人金昶伯；

　　在花样游泳上，是日本花游“教母”井村雅代帮助中国队实现了奥运奖牌突破；

　　在自行车上，是法国人丹尼尔·莫洛龙把22岁的郭爽推上领奖台；

　　在皮划艇上，孟关良／杨文军组合卫冕的背后，依然有加拿大籍波兰人马克·帕洛齐的贡献。

　　夺冠背后有着深厚“澳洲元素”的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得主刘子歌是个特例，她的教练金炜虽非洋教练，却曾在澳大利亚执教四年，并一直用典型的澳大利亚训练体系训练刘子歌。

　　在这个标题下应被铭记的还有，带领中国男篮成功闯入八强的立陶宛名帅尤纳斯，把“男子化打法”带给中国女篮的澳大利亚教练汤姆·马赫，辅导中国男子自由式摔跤的德国人沃尔夫冈·尼奇克，中国棒球队的美国籍主教练吉姆·拉斐尔……

　　一块块闪亮奖牌、一个个突破性的成绩背后都有着“洋教练”们的心血，而即使尤纳斯的转身离去令人神伤，正如姚明所言：“虽然很遗憾没能打进四强，但四年来辛勤努力的成果都得到了体现，也已经证明了他的理念是有效果的。我们需要向更多的欧洲教练去学习。”

　　走出去，交融中实现共荣

　　和把“洋教练”请进来相对应的，越来越多的中国教练也在走出去之后，找到了自己更好的位置和更宽广的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奥运会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海外兵团”最大规模的一波“回归潮”。

　　作为20年前中国女排五连冠时的主攻手，郎平如今率领着美国女排与陈忠和的中国姑娘们上演“和平大战”。去年年底率队获得北京奥运入场券时她就曾兴奋地说：“北京是我的家乡，能带领其他国家的运动队参加北京奥运会，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为我感到骄傲！”

　　乔良，这位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体操世界冠军，带领着亲手挑选、培养的美国弟子约翰逊、柳金登上北京奥运会的体操赛场，从中国队手里夺取奖牌早已是题中之意；

　　当刘国梁的中国乒乓球男队杀入团体赛决赛时，他哥哥刘国栋率领的新加坡女队已经摘取女团银牌，结束了新加坡48年的奥运会奖牌荒；

　　还有，曾经是中国最优秀羽毛球男单教练之一的李矛，在远赴韩国后训练出了一度被视为羽坛黑马的李铉一；

　　北京奥运会田径赛场上最风光的中国教练李犁，作为美国田径队领队发掘了拉加特这位男子5000米奇才……

　　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从1957年中国向海外第一次派出援外教练以来，在过去的51年中，中国共向123个国家和地区派出2547名教练，其中以乒乓球、羽毛球、跳水和武术项目教练居多。

　　这种“体育输出”不但没有压制反而促进了中国体育水平的提高。从童辉带领的澳大利亚跳水队与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互促共荣，到数目庞大的中国乒球“海外兵团”为小小银球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提高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体育为自己在强势项目上制造了竞争对手，也在另一个意义上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奥运代表团副团长崔大林就曾指出，中国运动员受惠于外国教练的指导而提高成绩的同时，在海外执教的中国教练也推动了世界体育的发展。

　　举贤与信任是永远的关键词

　　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没有交流与融合注定会停滞不前和落后于人。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国力强弱、人口众寡，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程度都不可避免的有强势和弱势之分，要变积弱为渐强，最快捷、有效的方法便是引进人才、吸取他人的先进经验。体育领域也是如此。

　　就广义而言，“洋教练”在国际上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体育人才交流十分常见的当今。然而，在洋为中用上，中国体育没少走弯路。

　　雅典奥运会后，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挖来了世界皮划艇界的“教父”级人物约瑟夫，但为了奥运冲金的目标，这位男子皮艇管理权威被安插到了直接训练女子皮艇队的帅位上。在这种“错位”的安排下，曾率领德国皮划艇队夺得17枚奥运金牌的约瑟夫非但没能培养出菲舍尔那种一人独获8枚奥运金牌的超级天才，反而在距离奥运会还有40多天的时候“下课”。

　　作为雇佣外教的先驱，中国足球更少不了在摸索洋为中用的道路上被碾成“先烈”。和约瑟夫一样，这些或些许成功或完全失败的案例中，无一不渗透着短期功利主义、任人唯“名”、机械模仿和盲目引进等因素的干扰。

　　中国男足聘请的第一位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曾被草率而片面地定性为“骗子”，但他带来的运动饮食和赛后恢复等科学手段至今仍被许多国内球队所采用，而他所倡导的爱国意识和豹子精神如今看来更切中要害；英国大师霍顿是戚务生之后中国足球回归洋帅的选择，但他固执的性格与适者生存的法则相抵触，死板的战术又没能使国奥队出线；

　　米卢的到来为中国足球贡献了一张求索44年而未得的世界杯入场券，此外他倡导的“快乐足球”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中国“出线足球”的沉重和畸形；然而荷兰人哈恩再一次暴露了中国足球管理者所秉承的“听话”的中庸之道，让“有功同享、有过洋帅抗”的中国特色在2004年世界杯预选赛上制造了7：0胜中国香港却仍未能出线的“怪现象”；

　　同样的悲剧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仍在持续上演。杜伊，国际足联2006年的世界十大教练，在距离国奥首战仅剩21天的时候被剥夺兵权，他事前怒斥，球队用人和训练上的桎梏令他忍无可忍；多曼斯基，2007年3月成为中国女足的首任外教，中国足协却要求她在9月的女足世界杯上闯入四强，多曼斯基终因未完成任务而辞职；而她的继任者伊丽莎白和队员、领队关系近乎破裂，结局自然也是辞职。

　　就中西文化的差异而言，洋教练和中国队伍的结合有着天然的困难。对于很多外教来说，教导国家队主要是战术的层面的，而中国的国家队往往要从基本技术类的ABC抓起；大多数外教强调自由、宽松的训练环境，但很多中国运动员缺乏一定的自觉性，需要不时鞭策。

　　从中国体育自身来讲，“中国特色”也制约着洋帅的发挥。在成绩与利益的驱动下，我们的体育管理者往往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或采取莫名其妙的措施，根本不按照游戏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从领导到领队、队委会，谁都可以在挑选队员、制订计划时对洋帅指手画脚，而在失败之时，外教又会成为替罪羊。

　　总结外籍教练在中国的执教史，对比近邻日本、韩国足球聘请特鲁西埃和希丁克的成功经验，成功的例子则必然是在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前提下，让人尽其才。对于在许多弱势项目上毫无传统可言的中国体育来说，更是如此。

　　开放崛起的中国人的坦荡心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兵团”回家在体现了中国体育之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考验着中国人的气度涵养、职业操守和专业素养。

　　8月15日晚，郎平率领美国队以3：2力克中国女排，依然赢得家乡人民的喝彩；同日，美国名将柳金力压中国选手获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冠军，观众为乔良送上的同样是掌声。

　　曾几何时，甚至就在十多年前，国人对“海外兵团”经常以批评为主，不时还出现“汉奸”等刺耳的声音。

　　现在的中国人，无疑显得更加大气，也更了解体育的竞争和友谊。逐步崛起的中国，逐步在摆脱一种“唯金牌论”的弱国体育观，他们越来越享受体育带来的欢乐，以及体育对自己健康的促进。

　　中国民众心态的成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在评价北京奥运会时曾作出这样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队请“洋教练”和向世界输出“中国教练”，都在各自的项目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不仅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国人开放、自信的神采。（责编：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