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自从有陶瓷以来就成了中国人吃饭的必备工具，各个民族无一例外。它较之金碗、银碗、铜碗、景泰蓝碗、料碗、木碗等而言，使用的更广泛、更普遍。人们是天天用，年年用、世世代代用，子子孙孙用，是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久而久之，人们常以“金饭碗”、“铁饭碗”、“玻璃饭碗”来形容自己的生存有没有保障，吃饭的问题解决的如何。在传统的碗文化中，各种类别的碗和碗上的图案已成为人们权力、等级和财富的象征。自宋有“御窑”、“官窑”以来，这里生产的碗便是权力和富贵的象征。
在西藏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碗是他们必备之物。各大寺庙佛像、菩萨供案前的净水碗，家里喝茶、喝酒、吃饭用碗，长途跋涉、劳动生产怀里揣着的碗等等。可以说，碗与他们的宗教生活、日常生活形影不离。
自从瓷碗传入西藏后，它在西藏碗文化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在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中，名贵的瓷碗成了庄重神圣的象征，成为向神供奉的圣物。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中，封建王朝赏赐的瓷碗成了西藏各大教派“受封赐权”的象征。象日喀则地区萨迦寺（现全收藏在仓库保管）就珍藏着大量瓷碗。据统计，萨迦寺有各种瓷碗两千多件，均是宋、元、明、清历代历朝皇帝赏赐给萨迦班智达世系及历任本钦的。在我们看来，这是历代官窑瓷器的“庙藏”集大成，但萨迦寺却把他看成是历代王朝赋予萨迦教派权力的积累，一种曾统释过西藏政教的炫耀。参观过日喀则东陵扎什南捷大殿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五世至九世班禅祭祀灵塔的最上方，九世班禅却吉尼玛铜像上方，有一个青花高脚碗，里面盛装着来自印度恒河的水，这是最崇高、最圣洁、最能代表十世班禅大师心愿的一只供碗。这些珍贵的瓷碗一旦裹上了宗教、神话的外衣，便成了人们崇敬顶礼的神圣之物。成书于景泰年间（１４５４年）的《汉藏史集》（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对碗作如下礼赞：
吉祥！
端严的身象佩戴美丽饰品。
美的话语传遍四面八方。
深邃的思想凝聚无数的智慧。
像你不惑的文殊菩萨顶礼！
洁白晶莹毫无尘垢的吉祥之物。
形状可爱内盛各种营养食品。
人人喜悦成为大众必备用品。
在这里，班觉桑布把碗型看作佛身，把精美图案看作佛语，把碗口凝聚无数智慧的深邃思想看作佛意。赞扬它充分体现五大因明学之工巧明中将身工、语工、意工集于一身之殊胜。告诉人们对它要像对不惑的文殊菩萨顶礼；象洁白无垢的吉祥之物膜拜；即要当作可爱之物把玩，又要使之成为盛装各种营养食品之良器。西藏人民对碗的崇拜和珍惜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对碗的“人化”、“神化”是前无古人的。
（一）
西藏何时有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昌都卡若村，发现距今４６００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卡若遗址，（笔者在那地方呆过两年，收藏有碎陶片若干）在那里出土的陶器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西藏原始村落藏族先民就已使用陶碗。近年，在拉萨市附近的考古新发现，更证实了这一问题。
内地碗文化（或早期青釉陶碗）何时传入西藏？据考证，时间大约在文成公主进藏以后。史书记载在龙朗楚吉波王（即赞普都松莽布支）在位之时（公元６７３年）由技艺高超的汉地工匠（此时“文成公主”已进藏３２年，所带各种工匠正该出成果时）在扎嘎（现扎朗县境内）和索那鲁波日地方（即现墨竹工卡县），以珍宝为原料按汉地工匠所所说的式样烧制了上、中、下三等、三十二支大小不同的碗，这就是西藏著名的“扎嘎碗”和“索那贡陶”。上等和中等的碗为白色，下等的多数为青色。据考证，吐蕃时西藏没有烧过瓷器，大唐皇帝只是派人将６种瓷器样品带入吐蕃，即：“青瓷”、“兰瓷”、“泰瓷”、“埃瓷”、“杂瓷”（以上供常人用）“祥瓷”（供赞普用），汉地匠人仅仅是在土陶上施以白釉和青釉，但应是西藏吐蕃时期最早烧造的青白釉陶碗。与这些碗同时传入的有三种外来碗，被称为达则、杂拉、强伽，这些是在吐蕃时代由印度传入的碗。达则碗的图案没有一定，据说有一刺猬和蓝色圆圈两种。上述白色瓮碗和青瓷碗是耀州瓷窑系（今陕西铜川一带）工匠所烧造的，这是西藏有带釉碗的较早文字记载。
从唐太宗于阳木马年（甲午、公元６３４年）与吐蕃王互相聘问赠礼以来，到明朝中期的八百多年中，藏汉联系由少到多，瓷器（包括瓷碗）的传入也由少到多。自１２７８年西藏并入元朝版图之后，藏汉联系由“甥舅联系”演变为固定的君臣联系，君臣联系又带来了“贡赐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不可侵犯，其权力的分配和下放是通过封王、封侯、封地、赐物实施的。唐以后实行吏制科考，但所有官吏皆为皇上钦点、钦命；以诰命圣旨诏曰。从这个意义上讲朝贡就是服从，朝贡成为地方政府是否归附朝廷的重要标志；赏赐就是皇帝对权力的个人分配。随着进贡与赏赐关系的发展，“赏赐文化”在藏汉之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明朝这种赏赐达到了高潮，明朝把不同教派、不同寺庙、不同活佛分成不同的等级进行赐封，并参照明朝吏制“九品十八级”的贯例，分别对他们赏赐代表那个级别的器物。通过赏赐使明朝在西藏实行“众封多建”的管辖体制逐步完善，使皇权触及西藏各个角落。从１４０６年明成祖召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去南京为明太祖朱元璋夫妇荐福超度，返藏时赠给名贵瓷碗开始，到明崇祯六年止的二百余年中，西藏的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本钦等争先恐后去京谒见明朝皇帝，明朝皇帝也成了“众封多建”的宣昭者。这种宣昭的前提，是明朝皇帝把西藏看成是自己“天下”的一部分。先后有一百多次，一万二千多人次得到明朝皇帝的赏赐，其中对法王、本钦的赏赐１１７次，这其中不乏大量的瓷碗瓷器。史料载，明宣德七年一次赏给乌斯藏法王瓷器一千件。这期间，明朝各种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传入西藏，使藏族先民对瓷碗的感性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藏族人们经过比较鉴别后，把明永乐年的名瓷青花“压手杯”、宣德五彩莲水鸳鸯碗等，与皇帝赏赐的大印、官服同等看待，并作为喝酒、喝茶、吃饭的固定模式碗接收下来。以后，这种杯、碗逐步在藏流传直到现在。从明朝中后期，历经清朝、民国的几十年，西藏瓷碗传入已达相当规模和数量。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内地种种瓷碗紧随商业活动进入流通，内地有的碗，西藏皆有。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并最后走向灭亡，这种“赏赐文化”也渐渐失去原来的意义。
在瓷碗的传入手段中，瓷碗分别从陆上和水上运进。皇帝赏赐的碗多从陆上运进，商品碗多从海上运到印度，再经陆地运进西藏。在陆上运入时，运工们摸索了一整套运碗技术。开始，瓷碗是用纸包筐装、骡戴马驮的办法运输。由于包装上的不合理，经过几千里的颠簸，马上马下千次搬动，到了西藏破损者“十之八九”。以后，改用碗套包装，一个碗一个套，按碗的形状编成各种形状碗套将碗置于其中，几个套安放在特制的竹藤编筐内，进行层层固定。先是用草麻编套，后用皮套、铜套、铁套、金银套。开始用软套，后改用中间硬里外软的一种碗套。对于极高贵的碗甚至用带着吉祥纹的银套和铜、铁鎏金碗套。装碗的筐也由普通竹筐，发展为专用的竹木筐、皮筐等。驮运这些碗（瓷器）筐又备有专用的鞍具。海上转入陆上运输也与前者一样，这大大提高了长途运输后的好碗保有率。水上运输，将碗船先运到印度的港口，然后再经陆地从亚东运进西藏。
（二）
瓷碗进来了，汉地的碗文化也进来了，随之而产生的是碗文化的影响。至于碗文化何时产生影响，其确切时间目前尚难断定，只能从实物比较中窥之端倪。
内地瓷（陶）碗上有落款始于两汉，唐、宋、元虽有发展，但在已发现的瓷碗上很少见到这几个朝代的落款。至明永乐年间以后，王朝年号在瓷碗上的落款逐步多起来，这其中有官窑款识、民窑款识，所用文字有汉文、蒙文、藏文、梵文等，民窑则多用图案标记。随着有款识的瓷碗传入西藏，西藏有些作坊起而仿之，而首开先河的当属“庙窑”（这是西藏特有的寺庙经济决定的）。笔者曾收藏到一个碗底落八思巴文的陶碗，翻译过来是一个“萨”字。经考证，这是一种叫“萨则”的白釉陶碗，是萨伽寺作为给具吉祥的礼品而制造的。这种由萨迦寺庙窑烧造的白釉陶碗碗底中心处均有一“萨”字。这种碗一是作为礼物送给有关寺庙，给那些为萨迦寺做过贡献的善男信女们作为净水碗。二是作为一种易物商品为寺庙带来经济效益。内地有“富且祥”吉颂文款识的陶瓷始于汉，有“福”字颂文的则见于宋、元。明、清以来，写有“福、禄、寿、喜”等吉颂款的碗则比比皆是。而这种吉颂款用藏文写在碗上，是在明宣德年间。现藏于萨迦寺的明宣德青花五彩鸳鸯纹碗（见《萨伽寺画册》）碗内口有一圈用藏文写的吉颂文，即：“昼吉祥、夜吉祥，昼夜恒吉祥，依靠三宝得吉祥”。自从碗出现图纹以来，人们就把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浓缩在掌中园径之间，把精神寄托在这天天看得见、用得上的物品上。瓷碗上除福、禄、寿、喜等吉祥字构成的图外，常见的画面有：连年有余（莲花和鱼的图案）、莲生贵子（莲花和莲蓬）、喜上眉梢（梅花枝上登一只喜鹊）、一路平安（水中一只白鹭，一个瓶子，再加一只鹌鹑）、太平有象（大象身上驮一只瓶子）、瓜瓞绵绵（各种鲜蔬瓜果）、福山寿海、福贵长春、三阳开泰、望子成龙、太师少师等，还有八宝图案、八仙图、八瑞图案、七宝图之类。这些从一个特殊的空间反映了中国流传的民风民俗。碗进来了，各种吉颂词、吉颂图案也进来了。从“碗”这个浓缩的空间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汉文化的本身，而且看到了藏民族对这种文化的接受理解与运用又融入了这个民族的审美文化。墨竹工卡“御窑”在为布达拉宫专烧的陶碗中，除在碗上刻有藏民族传统的莲花图案和八吉祥图案外，还有篆字体寿字、喜字纹及其他汉式图案。特别是在西藏特有的葛巴拉碗上（以高僧大德圆寂后头盖骨做成净水碗，作为修习密宗时的法器）除宗教图案外，也刻有各种吉祥图案。在一些传统的藏民居中，许多横梁和墙上都用寿、喜作为装饰，在家家摆设的藏柜上、各种民族器皿上、各类民间美术、艺术的构图上，除了传统的四瑞图、八吉祥图外还有汉文化中的仙鹤图、龙凤图、寿星图、八仙图、荷花图、牡丹图等。不久前，我曾在八廓街买得一个五彩圆口深肚大碗，碗周围画着西藏风马旗上绘制着代表“战胜”的五种动物：马在碗心（为祭红色），雄鹰（金黄色、其造型是凤头鹰身）；猛虎（黑彩构画线条、鳝鱼黄涂虎毛）；龙（瓜皮绿彩）；狮（茄子紫），其风格是唐嘎画风（此彩绘疑为西藏画师被邀去宫廷造办处或官窑厂作坊在瓷胚上所绘。待考），落款：（六字青花料款）一大清光绪年制。这是一只典型的藏汉艺术融合的碗，是一只民族团结的碗。在苯教的动物崇拜中，虎象征着身体，狮象征着剽悍英武精神，龙象征着繁荣，马象征着灵魂，而鹰则象征着向上的生命力。这是藏汉艺术在碗上浓缩，在审美艺术上的一种结合，在传统技艺上的相互补充、融合，在精神上的一种交流。正如班觉桑布对碗所作拟人化描写那样：“端严的身像佩载美丽饰品，美的话语传遍四面八方，深邃的思想凝聚无数的智慧”。
随着碗文化的传入，也带来了精神的传播。首先是皇权精神的传入，随着碗文化的发展，碗的作用由“一碗多用”逐步发展为专碗专用。而对碗的使用也由官民合用发展为分级食用，像皇帝用御碗，皇亲大臣的富贵碗等。到清朝康雍乾时期，瓷碗已成为权力大小的象征。它像周朝的青铜鼎、汉朝的玉器、唐宋的金银器等一样。运进西藏的瓷碗，明朝的法王、清朝的达赖、班禅及大活佛又按等级分别将瓷碗镶上金银，或为碗配上纯金、纯银的碗座碗套，以显示地方政教权力大小。笔者１９９０年曾在冲赛康买得一只仿宋隐青高足碗，碗里落双圈六字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据资料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八日奉谕旨：“明高足碗一只着年希尧照样烧些来，落款大清雍正年制”。经专家鉴定，这只高足碗系雍正时真品。这种高足碗怎么传到西藏呢？据初步分析，当时雍正皇帝把它作为珍品赏赐给达赖、班禅及西藏高僧的。这种赏赐不仅是瓷碗本身，而是通过瓷碗对西藏的“权力赏赐”和“感情赏赐”。这种以物代权，以玩代权的权力赏赐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明成祖年间分别于１４０６年和１４１３年召葛玛葛举派黑帽系的第五辈转世活佛得银协巴（藏文中意为“如来”）、众生依怙大宝法王贡葛扎西坚赞贝桑布去南京，在灵谷寺为明太祖朱元璋夫妇荐福超度时，永乐皇帝除给了封号外，后在他们返藏时赏赐青花纹碗两个。明宣德年间，明宣宗又赏赐萨迦大乘法王青花五彩鸳鸯纹两个（现藏萨迦寺）。瓷器赏赐最大、质量最好首推康雍乾时期。随着各种赏赐碗杯的传入，西藏各大寺庙逐步以汉皇帝赏赐作为荣耀，西藏各大教派均把这种赏赐的碗当成皇帝本人样供奉，“拟人”成了“拟一人”。这种供奉等级适应了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各派宗教势力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巩固已取得政权，都很器重代表权力赏赐的碗和瓷器，并把皇帝赏赐的碗同供皇帝的画像和御笔手书一样，供在最敬重、最神圣的地方，借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
对于碗文化，由于藏汉异地文化的差异，以及民风民俗的不同，加上西藏长期是政教合一、以教代俗，两者对于瓷碗和瓷碗艺术鉴赏上也有区别。如对颜色的理解，对图纹的解释，对日月、山川等自然现象赋予的含义等等。对碗本身的认识也是如此，他们大量的吸收了汉文化中的养料与内容，但同时也融入了他们的民族精神与宗教色彩，从而导致了对碗本身的运用和理解。又比如对黑色的理解，汉族及西方人认为黑色为“死亡之色”，但藏族则认为是避邪的，所以在藏族住房门窗框外均用黑条装饰，至今如此。如对于有龙凤的图案，汉族把龙看成天子，把凤看成皇后，而且是富贵和权力的象征。藏民族除此以外，还加入神奇的意义，认为绘有龙的图案的瓮碗，能去毒、除荼秽、治眼病，使人聪明无病、破除痴愚，并使碗中食物鲜美。对于绘有五彩的碗汉族认为是富裕的象征，而西藏则认为此碗给人带来病痛和尘垢。绘有各种野兽图案装饰的，汉族通常都以谐音为意，而藏族认为这是不平安的征兆。在许多碗上，象如意纹、凤尾纹、海水纹、锦地纹、回字纹及各种几何图纹，在汉族看来，这些都是如意吉祥的符号，而藏族则认为看见这些符号就是什么事也办不成。
在碗的使用上，藏族认为，有龙和云彩的碗是国王使用的；有飞禽和树木的，是高僧大德们用的；有水纹及水兽的，是高贵人用的。而汉族则认为，“御窑”烧造的碗是供皇上用的，而民窑烧造的碗则供民用，臣民不得用御碗。
在鉴别碗的好坏上，他们对碗上图案总的评价是：有龙和云彩结合的图案是上等，有茶和树木结合的图案的是中等；有鱼和水兽图案的是下等。再具体一点说，有龙、大象、狮子、老虎、法轮、净瓶、莲花、树木森林等图案的碗是上等；有大鹏、鸭子、野兽、云纹、树纹、水纹、海洋、水兽、花朵等图案的，虽能使人一时快乐，但终究不常久。有鱼类、喜鹊（注：藏族把高种姓与低种姓通婚，不同民族通婚生的孩子叫 意喜鹊带有贬义，仕女、执兵器的人物、惊慌的动物图案，谁有这样的碗就会受苦。他们把碗上的图案与印度各种花对照。并与一个人的吉祥平安、食物充足、事业成败、智慧消长、后裔繁盛及三灾八难紧密地联系起来）。
可以说“碗”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是食用的器皿，而且给人们以精神和文化上的食粮。“碗”的传播实则是一种文化传播，可以说我们通过这种文化现象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汉藏文化的共同之处和相互间的差异，可以分出汉藏民族各自的心态和信仰，更可看到汉藏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和亲密无间的关系在深层次上的折射。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达赖分裂集团及西方反华势力把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说成是“供施关系”，把皇帝说成是西藏寺庙的信徒，是寺庙的大“施主”。他们太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独有，也太不了解西藏封建农奴制及政教合一权力依附的函盖。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皇权独有，任何皇帝用过的“御物”通过赏赐方式达到权力赏赐；任何对地方政府的“施舍”，也是权力施舍，这叫做“一权独揽赏赐分封”。皇帝的一句话要被当成金科玉律通行天下，更何况代表皇权象征的各类器物，皇权的行使和封建王朝实行的宗教政策是一致的，是融会贯通的。如果各大教派把封建皇帝赏赐的器物当布施，这些碗早用碎打烂，何以从未使用而当作重器供奉收藏。对此，我们愿继续研究以正视听。
（笔者注：瓷始于何时，本文不涉及，说的只是碗，从目前发现的陶瓷看，尚未见到西藏用高温烧造的瓷器，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特殊地理气候的原因。）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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