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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华:浅谈西藏地方邮政邮票

发布时间:2008-09-11  来源:  作者:刘耀华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多少个世纪以来,它几乎与外界隔绝,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交通、通信极为不便。谈到西藏邮政,还要从十三世纪谈起。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和邮政史料来看,自元朝开始,中央即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在西藏设立大小驿站和军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北京),办理递送官方文报,可以说,这就是西藏邮政机构的雏形。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对元代的官职、品秩等,大都保留原状。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还规定,西藏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赴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对于入贡期限、赴京人数、所取路途、沿途各地供应,都有具体规定。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将驿站分为东北路、西北路、东路、中路及西路。邮政业务在西藏可以说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909年(清宣统元年)冬,清朝政府在西藏设立邮区,在拉萨设立邮政总局,此后陆续在察木多(昌都)、江孜、帕里宗、日喀则和亚东等地设立邮政分局。最初使用的邮票是清代的蟠龙、鲤鱼、飞雁图邮票,后来因邮政业务的发展,加之当地所用币值不同,为了适应当地文字和币制的需要,就在清代蟠龙、鲤鱼、飞雁图邮票上加盖汉、英、藏三种文字和三种币值(银圆、印度卢比、藏币),从1911年4月起在西藏行使,全套邮票共11枚。

  谈到西藏的邮政,这里面还有一段屈辱的历史。从十九世纪开始,帝国主义对我国疯狂进行侵略,英帝国主义在以“传教”“探险”“游历”等方式进行侵略渗透的阴谋破产之后,为尽快打开西藏的门户,决意对西藏发动一场武装侵略,企图用武力强迫西藏地方对英开放,把西藏地方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1886-1888年,英帝国主义者就不断向西藏发动武装侵略,西藏人民面对英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进行了勇敢顽强的抵抗。1902-1903年,英帝国主义者第二次向西藏发动武装侵略,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尽管由于这一条约没有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签字,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法律保证,但是,英帝国主义却从此在西藏取得了特权,在江孜到印度边境约200英里(约322公里)创设邮政和电报电话。

  1903年,一个名叫扬哈斯本(YOUNG HUSBAND,另一种译法为荣赫鹏)的军官和所谓的“探险家”,带领一个由外交官和士兵组成的小队来到西藏。在西藏康马宗设立了第一所战地邮局,这是英国人未经清朝政府批准和西藏地方允许,在西藏境内开办的第一所邮局。此后,又先后在亚东、春丕、林莫、多塔、帕里、堆拉、江孜、仁布和拉萨等地建立了十多个战地邮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客邮”,这就是中国西藏邮政史上的一段屈辱的历史。

  我们要收集西藏邮票,要研究西藏邮政史,就有必要了解西藏地域的偏僻和地理地貌的原始性。1910年以前,西藏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邮政系统,信件主要通过商人传递,或者把口信写在小黑板上由村民来传递。这种小黑板很容易被擦干净后再使用。宗教上层人士之间的公务信函很容易通过写信人的印记或蜡封等特征辨认得知,这样的公务信函非常罕见,不易收集。国外个别集邮者收集到的一些信函是由清政府驻藏官员写给尼泊尔国王或政府官员的,其中有些信件还保存有原信内容,保存有漂亮的带有红色图章的大公文信封,这些都给集邮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样的信件非常稀少,难得一见。

  1909年,清政府在西藏建立了为公众服务的第一个全日制邮政机构。那时,在西藏使用通用的清代邮票。通过集邮者收藏的邮品和有关史料可以证明,在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使用过清代邮票,在亚东也使用过清代邮票,而且在帕里宗还使用过盖销清代邮票的邮戳。尽管作为传送标志的邮戳是常见的,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在帕里宗使用过盖有这种邮戳的清代邮票。尽管所有的邮戳样式有所不同,但都是用英文、藏文和中文三种文字刻写的。

  在那个时期,由于中国不是万国邮政联盟的成员,因此,任何发往国外的信件,除了贴用未加盖的清“蟠龙票”作为所付的部分邮资外,还必须贴有印度邮票,加付国外邮资。由于中国货币与印度卢比兑换率的问题,清政府很快意识到在每封发往国外的信件上损失了钱。因此,从1911年3月起,在当时通用的清“蟠龙票”上用印度货币单位派、安那和卢比以及汉、藏文印上了一组不同的邮票面值。邮票的面值从3派到2卢比(半分至二元),共11种。印有3安那和16分的邮票是一种最特殊的类型:即“THREE ANNAS”的英文字母‘S’印倒了,将英文‘S’字母印成了“大头向上,小头向下”,成了一个倒‘S’图案。现在,这枚邮票非常稀少,许多爱好收集西藏邮票的集邮者都在努力寻觅这种邮票。

  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从西藏发出的信件上,出现了在同一封信上可能既有销了邮戳的邮票又有没有销邮戳的邮票。国外集邮者发现在1911年3-4月就有4-5封信件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样的信件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后来,一组新的邮戳被研制出来,这一组新的邮戳由大双圆戳组成,在双圆的中心刻有地名,分别用英文和藏文刻写,内圆中部是用中文刻写的地名,以及用中文刻写的年、月、日的日期。人们通过邮戳上的日期,可以了解国内信件使用这些新邮戳的某些确定日期。这次一共有六个城镇使用了新的邮戳,它们是原来的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和帕里(宗)五个城镇再加上昌都。老丝绸之路经过昌都,向东进入中国内地。在整个西藏邮政历史时期,仅有两条邮路向外面传送邮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拉萨向南经过江孜、帕里,再经过亚东出境,99%的邮件都走的是这条路线。剩下1%的邮件是用驴、骆驼运输,沿丝绸之路,经昌都到北京直至中国内地。由于走这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得走180天,因此运送邮件很少走这条路,甚至中国内地的官方邮政业务也走印度,走印度这条邮路所需的时间只是走上述陆路时间的四分之一。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信件是通过丝绸之路传递的,但这样的信件相当稀少,甚至很多信件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也就是说,这些信件都是一个人所写的。我们知道,有相当多邮票上盖了邮戳的信件实寄封可以在集邮市场上买到,然而价格却非常昂贵。

   笔者有幸收集到一个自新疆发往拉萨的信件实寄封,这封由新疆寄往拉萨色拉寺的信件,于1946年(民国35年11月)从新疆乌鲁木齐(时称“迪化”)发出,贴民国34年11月15日发行的面值20元的“国民大会纪念”邮票11枚(其中3枚疑有自然脱落或撕去的痕迹),销以“迪化”虚线三格戳,途经兰州、重庆,于次年1月2日到达印度加尔各答,然后从帕里(亚东)入藏,加贴4章噶西藏地方邮票1枚,销以帕里藏、英文两种文字双线大圆邮戳,沿途各邮局先后销有47年1月8日、1月14日、1月15日和1月17日等双圆三格英文戳五枚,其中2枚双圆三格戳,其外圆上为英文“GYANTSE”(江孜)、“TIBET”(西藏)字样。内圆上下两格空白,中间一格为日期:47年1月14日和15日的英文字样(月份为英文缩写,年号和日期为阿拉伯数字)。这样一封信件,编了三次号,盖了十五枚邮戳,历时三月有余,可见当时邮路的遥远和艰辛,也证实了有关当时邮路的记载。

  说到西藏邮票发行的始末,得从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谈起。1908年,就在十三世达赖到北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就把它控制下的锡金王子派到北京专门去做拉拢达赖的工作。1909年,十三世达赖由内地返回西藏,当时全国已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西藏地方的局势动荡不安,刚刚回到西藏不久的达赖,在一伙亲英分子的怂恿下,逃往印度,投向了帝国主义布下的罗网。在他逃往印度期间,被印度的邮政系统所吸引,萌发了创办邮政和发行邮票的想法。他返回西藏后,自办西藏地方邮政,建立了第一个邮政机构,并发行西藏地方使用的邮票(1912年)。这套邮票共六枚,面值和刷色分别是:1、2.5分,(卡岗),橄绿;2、5分(噶阿),蓝;3、7.5分,(齐吉),紫;4、1钱(雪岗),玫红;5、1.5钱(章噶),朱红;6、1两(桑),灰绿。尽管西藏地方第一次发行的邮票非常原始,但却有它迷人的地方:在邮票设计方面,粗糙地模仿了当时印度的邮票,只是把邮票中心的花纹换成了西藏的狮子图案,邮票上有用英文和西藏文字刻写的“西藏邮资”字样,邮局和面值也是用藏文写的。

  这套邮票的每个整版共有12(4×3)枚,每个邮票印版都是单独制作,因此,每枚邮票都与它相邻的其他邮票不同。于是,就有可能在整版邮票上鉴别出每枚邮票的位置,使得集邮专家们能对邮票进行绝妙的研究。邮票从1/6章噶到1桑共6种面值(注:国外集邮者有将1922年发行的第六枚1桑票列入另套者,故认为第一套邮票为五枚,五种面值)。在制作面值2/3章噶的邮票印版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错误:那就是在12个印版中有2个印版上把英文“postage”(邮资)一词错误地拼写成“potsage”。这两枚有错误的邮票是整版邮票的第6枚和第7枚。在1933年出现新版邮票之前,这种错版邮票一直在发行,并没有对其进行改正。目前,这种错版票是非常稀少的。

  由于西藏邮票印刷工艺非常原始,仅仅是为了满足需要才印刷发行的。因此,邮票上的印记有许多细微差别,颜色有浅有深,油墨或淡或浓,纸张有薄有厚,有的薄得几近透明,而有的几乎厚如纸牌,较厚的邮票中还常夹有小木片等杂质。1922年,开始出现了一种用非常奇特的油墨印刷的邮票,邮票表面有点发亮或发出釉光。许多当局者宣称这种油墨是从英国WOOLWORTH公司购买并通过海船运来的,但不知这种说法是否真实。除了面值为1/6章噶的邮票外,其他面值的邮票都相当稀少,面值为1/2章噶的邮票是西藏邮票的稀有品种之一。

  1914年,西藏还发行过两枚面值较大的邮票,即我们所说的第二套普通邮票,面值有4章噶和8章噶两种,4章噶的颜色为深蓝色,8章噶的颜色为红色。这两枚邮票的票幅较大。1942年,曾有过这两种邮票的报道,已知在信函上最早使用这两种邮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24年。因此,无法给出这两种邮票发行的确切日期。但由于这两种票幅较大的邮票印刷所使用的油墨与1922年首次发行的票面发亮的邮票所使用的油墨相似,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两种邮票的发行时间应该在1922年前后。这两种邮票的整版都是小版,整版只有6枚。由于每个印版都各不相同,因此就可以很容易地鉴别每一个印版,这又一次为那些希望复原6枚邮票在整版上确切位置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途径。由于西藏邮票的发行时间较长,因此,邮票的颜色和印记变化较大。在许多整版的邮票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最后印刷的那一版邮票上的暗淡色油墨同其他邮票油墨的细微区别。

  1933年,西藏又发行了一套新的邮票,即第三套普通邮票。邮票的形状比早期发行的各类邮票都大。邮票再次使用了狮子图作为中心图案,所不同的是,邮票在形状上更具有亚洲风格。用藏文书写的邮票面值数字和其他文字显得更为醒目。由于邮政资费的增加,这套新的邮票增加了更多的面值。新的邮票并且使用了多种新的颜色。这套邮票共五枚,邮票面值从1/2章噶到4章噶,面值和刷色分别是:1、1/2章噶,桔黄;2、2/3章噶,蓝;3、1章噶,玫红;4、2章噶,朱红;5、4章噶,翠绿。这次发行的邮票又使用了将近30年时间。邮票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印记和颜色,有些邮票还使用了发亮的油墨,但远不如第一次发行的邮票那么亮。整版邮票共12(4×3)枚,每枚邮票的印版不同,这同样使人们有机会在整版邮票上找到每枚邮票的位置。这次发行的邮票的印版,与第一次发行的邮票的印版不同。邮票印版分别制作,分开保存。需要印刷邮票时,用皮条将12个印版捆扎在一起进行印刷。由于这种独特的印刷工艺和印刷过程,因而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就面值为4章噶的邮票而言,第四号位置的印版据说在1937年就已丢失或损坏了,当时又没有及时刻制或修复邮票印版,结果印出的整版邮票只有11枚,缺少了第四号位置的邮票,使第四号位置成为空白。相应地,在把邮票送往邮局出售之前,即从其他版票上剪下一枚邮票,贴在要出售版票的空缺位置上,贴上去的邮票与其他邮票的色调也基本上一致。然而,时间不长,就停止了这种补贴邮票的做法,而是保持印刷原样,因此出售的版票上只有11枚邮票。1951年,12枚一版的整版票又开始面市了,停止发行11枚一版的邮票。经过集邮者仔细研究发现,原来是又制作了一个新的邮票印版,新的印版比其他印版稍大一些,被排放在最后一个位置即第12号位置上,并将原来的印版从第5号始,依次就近向前移动了一个位置。

  西藏所有其他面值的邮票,在许多年里也发生了多次变化。有的邮票印版损坏了,就制作新印版进行替换,这一做法同样引起了集邮者的兴趣,给集邮者从事研究提供了机会。这种研究可以通过对几枚邮票或一组邮票仔细排列比对来进行,以恢复每枚邮票在整版邮票上的原始位置。幸运的是,由于经过许多年,邮票的颜色有严重的褪色现象,这给集邮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首先,根据邮票总的色调将其分成几组,然后找出它们在整版邮票上的位置。根据集邮者的研究发现表明,有些面值的邮票,其更换印版的次数不少于四次,这使得集邮者在完成这项研究工作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

  西藏后来还发行了非常原始的打孔邮票,方法是将6—8个整版邮票叠在一起用缝纫机打孔。但这种做法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就停止了,又重新发行未打孔的邮票。笔者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打孔的方法太原始,操作起来甚感不便的原因。由于是将6—8个整版邮票叠在一起用缝纫机打孔,每个版面又不一定能对得很准,孔洞很难打得很准确,不可能正好将孔洞打到邮票与邮票的间隔空白处。因此,打出的孔极不规则,孔洞也常常打偏,伤及邮票,使整版邮票受到损坏。而如果将每一个单张放在缝纫机上打孔,其纸张又很薄,无法在缝纫机上操作,即使能这样做,也是既费时又费力,很不划算,因此才又停止用缝纫机打孔这种做法的。由于上述原因,因此,没有打孔的各种面值的邮票还是不难得到的,而打了孔的邮票,尤其是单枚邮票,却往往难以得到。某些面值的整版邮票更是稀少,仅发现有单枚或几枚一组的,而且这些邮票被少数非常幸运的人所拥有,并紧紧地握在手中,不轻易出手。

  通过研究还发现,在不同的城镇和村镇盖销的邮戳,使我们能对其进行很好的研究和收集,表示邮资已付的较早的邮戳是一种小图章形的,后来使用相当原始的仿欧式的邮戳。西藏邮戳上的日期只有日月,从不注明年号。除了从发往国外的信上,可以确定某种形式和颜色的邮戳的使用日期之外,很难知道西藏当地的信件上的邮戳使用日期。一些过去实寄过的信封还是可以得到的,但大都是由拉萨、江孜、日喀则和帕里这样的大城镇发出的信件实寄封,而发自小地方的信件实寄封非常稀少。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整个西藏邮政时期,由于不是万国邮政联盟成员,因此,所有寄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贴印度邮票,即加付国外邮资,也就是说,要加付自西藏边境起,至收信人所在地这一段邮程的邮资。同样,从国外寄往西藏的信件,也必须加贴西藏的邮票,即加付国内邮资。可以想象,因为无法得到发信国邮局的付款,所以必须由收信人支付那部分加付的邮资。要想收集这种贴有混合邮票的实寄封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已有不少集邮者决定开始收集这样的实寄封,而且尽管收集这样的实寄封很难,但事实很快表明,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通过一定的努力,还是可以收集到这样的实寄封的。

  1950年前后,西藏发行了“公文邮票”和“电报邮票”,邮学界对此两种邮票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将这两种邮票统归为“公文邮票”,全套五枚;另一种说法将这两种邮票分为两套,即“公文邮票”和“电报邮票”,“公文邮票”全套八枚,“电报邮票”全套五枚。究竟哪种说法准确可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由于这两种邮票的报导较少,或者说是存量较少,资料不多,才容易产生歧异的说法。笔者认为,随着不断有新的品种和研究成果出现,原先的一些说法将会被新的研究成果所更新。比如,刘原等编著的《中国西藏邮政邮票史》一书中称:“西藏历史档案馆中,存有一张图幅为76mm×76mm的大幅面‘公文邮票’,面值藏银2两,刘原先生存有一个双联,除此未见任何邮目报道过,鲜为人知,它可算得上是‘公文邮票’之王了。”在这里,笔者愿与《中国西藏邮政邮票史》的作者商榷,本人也收藏有一枚面值藏银2两的“公文邮票”,而且笔者还在集邮的朋友处亲眼看到此整版“公文邮票”(且不止一人收藏有此整版票),此票的票幅也不是该书所述的76mm×76mm,而应该是80mm×80mm,因为此票整版为6枚(3×2),整版邮票的四边为阴阳凹凸纹三线框,外框纹线稍细,中框纹线较粗,内框纹线更细。票与票之间为阴阳凹凸纹五线,剪裁时应沿票与票间中线的中心点裁剪,中线为两枚票共分。《中国西藏邮政邮票史》一书上所展示的票图是沿第二道框线裁剪的,上下少了4mm,左右少了4mm,因此就变成了76mm×76mm。另就一两“公文邮票”而言,笔者亲眼所见此票有几种版式,其一为横印版,整版为8枚(4×2),横4枚,竖2枚;其二为竖印版,整版亦为8枚(2×4),横2枚,竖4枚。总之,公文邮票到底有多少种,版式有几何,只有留待集邮界的有识之士进一步研究考证。

  国外集邮界曾有人对这两种邮票的用途表示异议,认为,尽管在寄往国外的信件上可以见到某种公文邮票和电报邮票,但由于信件上贴有足够支付固定邮资的常用邮票,因此,很难证实这些公文邮票和电报邮票的实际合法性和真实用途。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正如上述,所谓“公文邮票”,应该是用于公文信函,所谓“电报邮票”,应该是用于拍发电报电文时贴用,只能贴在电报单或电报纸上,而用在普通邮件上,究竟是由于其他邮票不够使用才用它作为替代品呢,还是集邮者为了猎奇而人为制造的邮件收藏品呢?况且这种所谓的“邮票之王”,即:面值藏银2两,票幅为80mm×80mm的“公文邮票”,在国内外的邮集中,未曾发现有实际用于邮递信件的实寄封,仅有面值藏银1两的邮票实寄封发现。这确实使人们对它的真实用途产生疑问:它究竟是一种试印张呢?还是用于公文的信函未被发现,或者是这种公文邮票还未曾来得及使用即为中国邮政所替代的缘故。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1922年,外国人布鲁斯带领一支探险队,试图征服珠穆朗玛峰这座海拔29000英尺(约8848米)高的世界第一高峰。开始了对珠穆朗玛峰的探险活动。1922-1924年间,当他们在开展珠峰探险活动的同时,还印制了一枚绘有珠穆朗玛峰图案的带有背胶的邮票(我们宁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邮花)。在许多邮件上都贴有这枚邮票,并且盖有“西藏”字样的黑色邮戳。“西藏”二字是用英文写的,横在邮戳的中央。还有一种与黑色邮戳相同的红色邮戳,但似乎从未使用红色邮戳盖销过珠峰探险邮票,而是用这枚红色邮戳盖销一种明信片,这种明信片是为当时在印度上映的一部探险电影做广告宣传的。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1903年4月,扬哈斯本探险队的军事和战地邮局涉足的范围较大,后来的一些机构和印度政府机关在1950年以前都曾使用过这些军事和战地邮局。曾有外国集邮者收集到了60多种不同的邮戳,这还未包括挂号信的邮戳等。由于探险队是由江孜向北,向拉萨行军,因此,有许多邮戳仅仅使用了几天。每停留一站,就给战地邮局一个不同的编号。许多种类的战地邮戳只有2—3枚,非常稀少,收集起来非常不易。

  这里还要谈一下伪造邮票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伪造的邮票对于任何一个集邮者来说都是个头痛的问题,国外有的集邮者研究认为,西藏邮票出现伪造的可能性最小。理由是因为西藏整版邮票很小,并且很容易排列出每枚邮票在整版邮票上的位置,因此很容易识别出伪造的邮票。研究还认为,迄今为止,似乎也没有人试图伪造西藏邮戳和在印度的邮票上伪造战地邮局的邮戳。这可能是因为很多人都非常了解使用这些邮戳的日期。因此,能很迅速地识别出伪造品。在普通的西藏邮票上,盖销邮戳的伪造品也很少,这无疑是因为西藏邮戳的原印版太原始,很难印出令人相信的复制品。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拉萨、江孜、帕里等地最后使用的邮戳的原印版似乎还在,最有可能保留在原先能接触到这些邮戳的一些人手中。可以这么说,即使出现完全是伪造的邮戳,但只要稍微有点知识和技巧,也还是可以迅速识别这些伪造品的。

  总之,西藏邮票与邮政方面的说法,林林总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研究探讨西藏邮票与邮政的真谛,还有待于邮学界更多有志于西藏邮政、邮票研究的有识之士和集邮爱好者不断地去进行研究,不断地去进行探索,不断地去寻觅,不断地去发现,不断地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使一些不为人知的邮品或者说未曾露过面的票品能和集邮者见面,让大家一睹庐山的真面目,使大家释疑解惑,了解更多关于西藏邮票发行和西藏邮政发展的始末与真相。  
2008年9月

作者为西藏自治区收藏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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