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BET-NEPAL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Danny K C Wong, Hong Kong
Nepal had minted silver coins for Tibet and reaped huge profits. Nepal waged three wars against Tibet and gained substantial privileg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three periods of of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Nepal, (1) before 1793, when there was unrestricted but infrequent communication; (2) between 1793 and 1911, when the relationship was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Lhasa Amban and correspondence was restricted; and (3) between 1912 and 1951, when Tibet broke away from China unilaterally and correspondence was free. After 1951, all diplomatic affairs of Tibet once again came under the hands of Beijing.
In 1788, Nepal launched their first war against Tibet and Sikkim, and dictated peace in her terms. In 1791, Nepal invaded Tibet again and looted the riches of Tashilunpo Monastery. Tibet appealed to the Qing court for help. In 1792 the Qing army pushed the invaders all the way back to Kathmandu. Figure 1 is a 1788/89 letter from Panchan Lama to the King of Nepal to mediate for peace, and figure 2 (courtesy of Fortune Wang) is a 1791 letter from the Head of Sakya to the King of Nepal, thanking him for the withdrawal of troops from Shigatse to the border and requesting a peaceful settlement.
After the war, in 1793 the Qing Empire promulgated the Twenty-Nine Point Regulation on Tibet,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Lhasa Amban, and imposed restriction on foreign correspondence. Nevertheless, there were letters to Nepal in the 1793-1911 period survived in private hands. Figure 3 is an 1877 cover from Tangri Tsepon (district magistrate) to the King of Nepal, in Tibetan style, and black ink.
The covers dispatched from the Lhasa Amban to the King of Nepal were distinctly different from, and far scarcer than, the yizhan covers used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in that the covers were written in Nepali rather than in Chinese, and the yizhan route was international. These covers were known as Amban covers. Figure 4 and 5 were sent respectively in 1821 and 1869. Some letters were of tru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uch as figure 6, dated 1884, dealt with the loot of Nepali merchants in Lhasa which nearly led to war. A few were in typical Chinese style, such as the 1908 cover illustrated as figure 7 and 8.
The yizhan route between Tibet and Nepal, crossing the border at Zhangmu (Khasa) was very much the same as the Anigo Road (Tibet-Nepal Road) of today. The border town of Kerong was the center of trade where salt from Tibet and rice from Nepal were exchanged and a Chinese official was stationed to oversee such trade. Figure 9 and 10, sent in 1897 and 1896 respectively testified the existence of the Tibet-Nepal route via Kerong, although unrecorded in archive.
Nepal also maintained postal services in Tibet for her own official businesses. Fig 11-16 are Nepali civilian and military mails sent from Tibet.
The Tibet-Nepal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conducted in Nepali, Tibetan and Chinese, were distinct and carrie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nly since 1970s some become available for private collection, but study is only preliminary. I hope this article could bring about further study to this interesting subject.
尼泊尔，清朝时因其主体民族而称之廓尔喀(Gorkha)，亦称巴勒布。廓尔喀地寡人稠、民风彪悍；西藏地广人稀、爱好和平；十八、十九世纪间，廓尔喀完成国家统一，积极向外扩张，但南方受制于英属东印度公司，只得向北发展；廓尔喀曾为西藏铸造银币，获利丰厚，对西藏三次用兵，屡屡得手，赢得了许多特权。
自乾隆至民国年初，百多年来，驻藏大臣、达赖、班禅和西藏僧俗文武官员，与廓尔喀王之间的文书不断，驿使往来频繁，这些文书，有汉文的、有藏文的、也有廓尔喀文的，特色鲜明，反映了大清与属国的政治关系，除登位、莅新、请安、朝贡、赏赐等礼节性交往外，还有大量的通信是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社会、经济等事务的，秘藏于官方档案，特别是中国西藏档案管理较严，国人无从窥见，知之甚稀，研究甚鲜。
直到七十年代中，才有少量西藏与廓尔喀的官方文书，从尼泊尔王室档案中流出。传说一位尼泊尔王室成员嗜赌致贫，藉其身份从档案取得文书，秘密出售图利，展转流传海外，一说是因王室档案馆火灾而流出；这些历史文件和封套，既有邮政史意义，还有历史价值，散失在外，十分可惜，希望有心人能予系统搜集和整理。谨初步介绍个人与名家所藏，陈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西藏廓尔喀战争期间文书
1788年（乾隆53年），廓尔喀入侵后藏、锡金，是为第一次藏廓战争，西藏定约求和；但西藏没有如约交付贿金，1791年（乾隆56年），廓尔喀军队又再入侵，洗劫扎什伦布寺，是为第二次藏廓战争，西藏噶厦政府向清廷求援，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大军入藏，次年，逐出侵略者，并直取廓尔喀首府，廓尔喀投诚内附。
交战期间，各方都曾为息争止战而努力奔走，有的通信保全了下来，部分流入私人珍藏，其中最有价值的，应该是1788/1789年间班禅大师致廓尔喀驻聂拉木司令官的信，见图1；
内容提及大师本人与萨迦法王为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并提到派往锡金的军队（1788年末，廓尔喀入侵锡金，西藏军队驰援，双方谈和），暗示廓尔喀军队撤出聂拉木，请代向廓尔喀王转达书信等。
对于邮政史研究者来说，也许更关心信封上班禅大师之钤印，和这封信如何送达。当时，班禅尚在稚龄，故其印章可能是由扎什伦布摄政喇嘛保存并用班禅名义发信、钤盖的。交战期间，前线邮驿系统已被破坏，故此信如果不是全程专差递送的话，到了前线也自然要有专差才能送达了。
台湾王丰铨先生亦藏有两件有关第二次藏廓战争的文书，其一是1791年，萨迦法王致廓尔喀王的一封信，见图2。其二是清军胜利后，福康安传徼廓尔喀王，传徼是上官对下官的指示，终清之世，驻藏大臣对廓尔喀王的信件，始终用徼、喻等下行公文格式。
图2
战后，1793年订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政治、军事、边防、外交、金融各事作出详细规定，明确驻藏大臣职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限制对外通信：“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地人番私行发信”。
虽然如此，只是减少了，并未禁绝，达赖、摄政、噶伦等，与廓尔喀还时有通信，大概都是由驻藏大臣“酌定回书”的吧，而这时期班禅、萨迦却鲜有对外通信。
图3
图3是1877年定日噶本（地方官）致廓尔喀王之函。致廓尔喀国王公文，用藏式藏文封套，藏俗：僧官钤红色墨、俗官钤黑色墨。值得注意的是，达赖、摄政、噶伦等与廓尔喀通信，所钤印信大都是藏文的，使用大清皇帝所授印信的较稀。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文书
由于驻藏大臣衙门与廓尔喀的交涉繁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驻藏大臣衙门向例设有唐古忒通事译字二名，今增设廓尔喀通事译字二名，共四名，每名每日给支口粮银六分四厘三丝九毫。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学习廓尔喀番语字迹，以备将来充补。廓尔喀在藏学习汉字学生四名，每人每月支给口粮银五两，由商上发给。”资料见嘉庆年间驻藏大臣松筠所著《卫藏通志卷12条例》。
图4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与寻常公文封套大不相同，如图4是1821年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和内函，内容是祈愿两国长久和平与合作；有几个重要特点：一、由于廓尔喀位列外藩，西藏驿路可送达，是少有的跨国驿道邮件；二、封套、内函均用外文（廓尔喀文），也许是驿站邮件的孤例。收藏界习称之“安班封(Amban cover)”， 从少量带有原信的封套，亦可从中窥见当年日常交涉的一鳞半爪。
图5
图5是1869年发出之件，封套用土纸，墨书廓尔喀文，上钤驻藏大臣朱砂关防一，与《西藏历史档案荟粹》所用之关防相符。其风格体例，可谓汉廓合壁，其收发地址可意译为：
中国大皇帝钦差驻藏大臣恩大人
致廓尔喀果敢王
同治八年四月十八日
纪年用农历，即1869年5月，敬语却是尼泊尔式的，中国皇帝前面加上了5个Sri（尊敬的），廓尔喀王也平等地用了5个Sri，驻藏大臣仅有3个Sri，等级森严。恩麟，上年秋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刚到达拉萨上任。此函送达加得满都后，王室官员在封背用尼泊尔历注明收文时间，并撮要内容：“新任驻藏大臣到任照会”。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官方文书，大多致“统领兵马果敢王衔”，原来并不是给廓尔喀王，而是比王更有权势的世袭首相的；乾隆用兵廓尔喀后，廓尔喀称臣入贡，当时所封的王，其实是大权在握的首相，而不是权势旁落的王室，故用“统领兵马果敢王衔”，其“衔”字，可圈可点。从附图廓尔喀王的顶载和首相的顶载相比，可见红顶双眼花翎是赐给了首相而非王族。廓尔喀首相直到民国初年尚沿用此衔，以示其非一面倒向英印。廓尔喀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直到1950年代王室推翻首相世袭、重掌政权才结束。
1883年攘夺巴勒布商民财物事件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公文，时有涉及历史事件者，如图6是1884年4月3日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国王的官方文书。
图6
译文：
中国大皇帝钦差驻藏大臣色大人
帮办大臣崇大人
致廓尔格果敢王Prithivi Bir Bikram Sumshere Juby Bahadur Shah
光绪十年三月八日拉萨发
尼历1941年Baisakh月14日星期四
敬语是尼泊尔式的，中国皇帝前面加上了5个Sri（尊敬的），廓尔喀王也平等地用了5个Sri，驻藏大臣仅有3个Sri。封背注明内容撮要：“经书面约定，被侵犯的财物须退还，要在廓尔喀、汉、藏贵族官员面前交割妥当。”
当年的驻藏大臣是色楞额，帮办大臣崇纲。此信所涉及的，是上年（1883年）初的一件案子，《西藏宗教源流考》载：“因攒招各处喇嘛麋集，与巴勒布商人购物起衅，将该商八十三家全行劫毁。廓尔喀国索偿损失银三十八万两，并集兵边境意图挟制。经驻藏大臣色楞额奏派汉藏委员前往开导，晓以恩威，始允减为十八万三千两有奇，除唐古忒商上捐筹及清出货物抵价外，尚不敷银六万七千余两，奉旨由四川拨给。”
事件起因很简单，根据尼方资料，是有几个藏族妇女，到一廓尔喀商店购买饰物，廓商怀疑藏妇偷了珊瑚项链，追打藏妇，引发起周围藏族僧俗的愤怒，而平日廓商持仗贸易特权，盛气凌人，新仇加上旧恨，一发不可收拾；一晚之间，拉萨城内所有廓商全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事后，廓尔喀指责西藏政府在幕后蓄意制造事端，威胁出兵。
此案引起清廷十分重视，光绪十年三月初七日，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色楞额、崇纲奏：‘前藏喇嘛滋事，攘夺巴勒布商民财物，派员前往济咙边界查明办理。’当经谕令色楞额等督饬各员妥办。兹据丁宝桢奏：‘此案尚未了结，请派大员前往办理’等语。廓番在藏贸易有年，此次被喇嘛攘夺财物，取怨邻封，更恐激而生变。著派道员丁士彬克日驰赴前藏，查明实在情形，由丁宝桢酌核办理。巴勒布抢动巨款，若不予以赔偿，番众必不甘服。然如该督所请明降谕旨赏给廓番银两，亦与政体有碍。总之，此事必须速结，著该督酌办。并著色楞额等勒令铁棒喇嘛将为首滋事之犯交出，从严惩办，以申国法而服番情。“丁宝桢时任四川总督。这道上谕与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国王文书相隔仅一天，无疑所涉同一事。
此案至年中方了结，六月初四日，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巴楞额等奏巴勒布商民被动一案，现经断结书立条约，照录呈览一摺。据称：‘巴勒布所失财物议定偿款十八万三千四百余两，该商上认筹及达赖报捐银共十万四千两，其余不敷之数，除折抵货物外，藏中无力再筹，恳恩尝给由四川先行筹拨银八万两解藏’等语。此案关系中外大局，既经汉番委员断结，所有偿款不敷之项，自应早日清完。即著丁宝桢迅速筹垫银八万两解藏应用。仍懔遵迭次谕旨，令藏中分年归还，以清款项。所请赏给（西藏）银两之处，实非政体，著毋庸议。”
藏廓驿道与济陇支线
清朝在西藏常驻有数千兵丁，保证驿道畅通，是重要任务之一，主要驿站驻扎汉兵，称为“官塘”，次要驿站由藏民支乌拉差役，是为“土塘”。藏廓之间的官方文书，有驰驿之权，驿道由拉萨经日喀则，从日喀则起途经：扎什伦布、什穆阑、萨伽、哥克阿尔、定日、拉兰拉、聂拉木、利斯赤盘隆、噶多曼都（加得满都），走向与今中尼公路相若，是藏廓之间的干道。传世公文封套，有批注由台站、便差、专差等几种投递方式，只有重要文件，才由专差送达，可见藏廓沿途台站，也和主要驿道一样，设有驿差，大概在西藏的路段，由藏人支差，在廓尔喀的，由廓人支差。至今，聂拉木县境内的樟木口岸，还是中尼国际邮件的交换站。
驻藏大臣致函廓尔喀王，也偶有用汉式公文封套的，如图7是光绪34年（1908年）的封套，正面书“儌喻廓尔喀国王”，是下行公文的语气，并用廓尔喀文加注收信人官衔，背面是预印的“钦差驻藏大臣衙门封”， 钤驻藏大臣朱砂关防三，另一关防骑缝，似原有粘贴物。
图7（正面）
图7（背面）
图8（暂无）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川西藏粮务”致“廓尔喀国王果敢王衔总噶箕”之公文，由拉萨发出，封套印汉文，钤汉藏文“四川西藏粮务关防”三方，批“内廓文件请雷大老爷派妥人送聂拉木转”。
西藏满汉文武官员，除驻藏大臣等外，据民间所藏实物，可见与廓尔喀王通信的，还有以下官员，谨记其在公文封套上所钤关防：
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
汉文“驻防定日守备钤记”
汉文“驻防定日把总钤记”
民信不得用驿，所以在西藏境内廓尔喀商人之函件，或互相托带，或交脚夫传递。西藏境内驿站管理不若内地严格，故亦有私人交驿站递传的。
济陇（今称结隆），是边境之小镇，是藏廓通商口岸之一，汉方驻有贸易官员，衙门名唐廓盐米开市后藏军粮府。廓方亦驻有官员，甚至拥有治外法权，管理当地的廓尔喀侨民。济陇驿道，不见于官书，但双方往来交涉文书较多，谨介绍两件，均为汉式公文封套，大抵所商为地方事宜，而当地无廓尔喀通事译字，故用汉文。
图9（暂无）是光绪23年（1897年）“唐廓盐米开市后藏军粮府胡”致“廓尔喀总噶箕果敢王衔”之公文，由济陇发出，封套印汉文，钤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三方，另有廓尔喀文，应为出境外交廓尔喀信差递送之便。
图10是光绪22年（1896年）致廓尔喀国王之公文，钤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从济陇交驿递送，出境后，在Rasuwa交尼泊尔邮政，贴邮票五枚（均脱落），经Trisuli中转，到达加德满都。大清驿站与国外邮政联合投递的信函十分罕见，驿站与尼泊尔邮政之混合封至今仅见三件。
图10
从济陇寄出公文封套，佐证了济陇驿道的存在，补充了官书之不足。
廓尔喀在西藏的军邮和客邮
1855年，廓尔喀军队再次入侵西藏，占领了廓藏边境的口岸小镇樟木(Khasa)、聂拉木(Kuti)和结隆(Kerong)，是为第三次藏廓战争，战争期间，有廓尔喀军队司令和廓尔喀王的军事邮件存世，见图11（暂无）和图12（暂无）。
1856年，藏廓签定和约，廓方退出侵占之地，但取得治外法权，这边境三镇有许多廓尔喀臣民从事商贸和脚夫工作，故廓尔喀先后设立了法庭，审理侨民的案子。这些法庭与首都加德满都之间的通信，都是由跑差送过边境，交最近的邮局投递，形成了独特的“客邮”。
三镇法庭都有寄回加德满都的信件存世，最早的是1895年从樟木寄出，通过脚夫递至边境廓方一侧的邮局投送，樟木法庭公函见图13。1896年后，不再见有樟木法庭的函件，而开始见有聂拉木法庭的公函，故很可能是法庭由樟木迁至聂拉木，聂拉木法庭公函见图14。结隆最早有记录的法庭公函是1897年发出的，结隆法庭公函见图15。这些法庭信件，钤公章的可以免资投递，不钤公章的则需要付费贴邮票，最晚见到的法庭公函是聂拉木1954年发出的，离开尼泊尔失去治外法权的日子已很近了。
图13
图14
图15
廓尔喀甚至于在樟木还设有海关，图16（暂无）是1931年从廓尔喀樟木海关发出的信件，钤公章，无须贴票投递。
廓尔喀在西藏的军邮和“客邮”，过去从不见国人报道，大抵因为它虽然在西藏境内，但服务对象仅限于廓尔喀人，而且远在边境，不与其他邮政发生关系和互换；尼泊尔在1960年代以前闭关锁国，廓尔喀“客邮”也缺乏条约根据，故低调处理，鲜为人知。
综上所述，廓尔喀与西藏之间的官方文书，尚有待深入研究，以重现当年大清与属国的政治关系；从邮政史的角度来看，它在驿传上突出的地位，表现在外文公文、封套上，和使用了国际驿道；廓尔喀军邮和“客邮”，过去未见国人论及，今后亦应予重视。以上驻藏满汉文武大员致廓尔喀王公文，均出自拙藏；西藏僧俗要员致廓尔喀王公文、和廓尔喀军邮和“客邮”数件，出自台湾王丰铨所藏，承允提供影件发表，顺致谢意。
参考书目：①《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②松筠《卫藏通志》。③贺文宣编《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北京中国藏学1993年。④Dawson, An interesting historical letter from Tibet, Postal Himal, 4th quarter 1988. ⑤Frank Vignola, Mail to Nepal from Khasa, Kerong and Kuti, Tibet, China Clipper, September 1979. ⑥Prem R Uprety, Nepal Tibet Relations 1850-1930, Puga Nara, Kathmandu, 1980. ⑦Perceval Landon, Nepal, Ratna, Kathmandu, 1976.
王劍智，来自香港，现任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驻江苏太仓，太仓浏家港是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出发港，以后也将是中国大港之一。王先生1980年起常驻中国大陆，热爱旅游和收藏。从1980年代初，年年上青藏高原。收藏的领域以邮政史、大清公文、钞票为主，范围也以西藏等民族地区为主。
王剑智先生，香港人，在国内生活经商二十五年，现任苏州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英国皇家邮学会会士。曾以西藏邮政史论文获得英国皇家邮学会最佳论文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博物馆顾问。
王先生的《青康藏邮驿史》邮集曾先后在香港、南京、重庆、新加坡、悉尼等地展出，曾获得金奖、大镀金奖、特别奖等国家及国际大奖。
论文曾在北京、香港、台北、伦敦和美国的邮刊中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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