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改革

　　需要加快城乡土地、户籍、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改革进程，为释放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拓宽制度空间

　　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使其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可流通、可转让、可抵押，尽快让土地这个“第二财政”退出历史舞台

　　与司法体制改革统筹考虑，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形成中央地方两个层面的法院体系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复杂多变的新形势，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经济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加。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何在、增长前景如何，成为普遍关注的重点话题。我们说，虽然经济增长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但由于有着人口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有着13亿人消费需求升级的重要机遇，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10年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

　　问题在于，新阶段的增长、转型、改革交织融合，增长动力、增长前景直接依赖于转型改革的突破。具体来看，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就是说，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型，尽快步入公平可持续增长的轨道，是对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验。正是由此，大家高度关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信息。

　　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消费主导的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不仅在于这些年以欧美为重点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投资效率明显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资主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大G D P而投资，带来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使产能过剩呈现出全面性、长期性、甚至绝对性的突出特点。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产能过剩难以避免。问题是像中国这一轮范围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产能过剩历史上并不多见。如果解决得好，过了一关，就能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取得重大进展；反之，不仅现存问题难以缓解，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甚至导致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下，投资主导的增长还能走下去吗？还能再走10年、20年吗？我的看法是，它已走到尽头，迫切需要转型。

　　1 .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升级趋势，加快调整投资结构。作为一个人均G D P刚刚超过6000美元、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社会的需求结构升级和需求释放仍将为投资提供巨大空间。也就是说，经济转型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投资多寡的问题，而是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使投资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和停止低效、无效投资，增加和扩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投资。重点有两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