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先后经过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他们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顺利北上，同时也在藏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本期倾听著名藏学家喜饶尼玛撰写的《红军长征到过我的家乡——炉霍》一文，一起了解汉藏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1936年3月，长征的红军到了我的家乡炉霍，一个偏远的小县。

　　以朱德总司令为首的红军指战员在炉霍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生活。他们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指示，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藏、汉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号召各族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友爱团结。那个时候，红军还积极为藏族群众办好事，热情学习藏语，广交朋友。他们把对待藏族群众的一些注意事项，编成歌曲，使每一位红军战士牢牢记住，处处遵守。

　　红军严明纪律，尊重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朱总司令亲自接见了寿灵寺木朗大法会管家相子益西多吉。相子益西多吉亲眼看到红军严格保护喇嘛寺、保护经书佛像的情景，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为红军出力。甘孜寺是康北最大的寺庙。红军到达甘孜后，甘孜寺住持仲萨活佛主动宣传红军政策，耐心劝说离乡群众回乡生产，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

　　炉霍朱倭觉日寺扎日活佛在红军的影响下，率众骑马专程迎接刘伯承。刘当时被安排在觉日寺最好的僧房。扎日活佛还亲自号召当地民众支援红军，要把红军当亲人，积极征集军粮等。

　　有不少藏族百姓不辞劳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当通司和向导，相子益西多吉的妻兄曲吾太，格聪活佛的总管罗绒多吉为红军作向导，当通司，做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不完全统计，在炉霍县波巴政府动员下，主席益西多吉即带头将家里的数万斤粮食、几十头牛马献给了红军。仁达卡沙寨头人益西绒布主动捐献3万多斤粮食。扎日活佛动员群众为红军筹集100万斤粮食。炉霍朱倭一个名叫马交切绕的藏族百姓把家里储存起来准备为年迈的父母办丧事的粮食，也全部献给了红军。据许多老红军回忆，红军从甘孜、炉霍北上时，基本上保证了每人带有10—15斤粮食，每连有5—10头牦牛。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由于准备充分，第二次过草地时全师无一人饿死。

　　朱德总司令初到炉霍，见村寨冷清，地里无人耕作，随即派指战员会同友好上层人士带领翻译上山规劝老百姓回家安居，另一方面不误农时，帮助群众种好庄稼。他专门召开了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他指出“这一季种不上，藏胞将来就没有吃的。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徐向前也对同志们说“老百姓还在山上，我们不把粮食种出来，他们回来就要饿肚子。”朱总司令在接见寿灵寺木朗大法会管家相子益西多吉时特别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人民的生活问题。”

　　于是，红军首长带头参加劳动。没有种子，就从红军紧缺的口粮中解决；没有耕牛，就用人拉犁；没有工具，就用红军自己的小铁铲。1936年的春耕，红军为群众耕种土地近4万亩，占当时全县总播面积的70％以上；为群众看管、饲养牲畜上万头，赈济贫困群众600余户；受到红军医生治病疗伤的藏族群众达2000人。

　　老红军孙兆全回忆，他亲自见到徐向前拉犁，徐说：“老百姓还在山上，我们不把粮食种出来，他们回来就要饿肚子。”炉霍群众原来种地很少用肥。红军用手掏粪、拾粪，并细细撒在地里。由于精耕细作，那一年收成特别好。老百姓说，红军的心好、福大，种出的庄稼也好。为此，炉霍人民“把1936年红军在炉霍休整半年的日子视为县境有人类以来得到的第一个美好幸福、吉祥如意的春天。当年全县地里的庄稼和牲畜膘情都特别好，农牧民家家喜获丰收。”

　　1936年，为解决粮食及缺乏维生素的问题，红军总部特意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委员会以红军总司令朱德为主席，委员之中还包含医生和炉霍的老人等。朱德在当地民众帮助下，获知可以食用的野菜名称和形状后，亲自组织10余人的小组，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去户外采集野菜。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22种野菜，有野蒜、野韭菜、野芹菜、臭蒿子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红军大部进入炉霍后，为弥补粮食的不足，红军大学号召大家挖野菜，学校还为此举办采野菜的短训班，通过组织挖野菜比赛这一活动来推动这项工作。

　　炉霍等地藏族僧俗民众为了支援红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他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刘伯承特别谈到：“康区藏民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太大了，红军在当年是非常艰难的，但藏民同胞未接受反动派的命令来打我们，并且还供给了我们很多粮食、物资和运输。”

　　（本文节选自《红军长征到过我的家乡——炉霍》。作者：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