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松出生在内地，却总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西藏人。他会说藏语，爱吃藏餐，甚至也有高原上传统的高血压和黑脸膛上的两坨“高原红”……

　　这个十八军战士的第二代，从不提家乡，只爱讲西藏。

　　走过童年、青年，他乡早已是故乡，款款深情，渗透骨髓。

　　马背上的童年记忆

　　吴亚松1963年出生在陕西咸阳，5岁进藏，童年就在高原乡下度过，跟牧区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在牧区上小学，也要背着筐上山捡牛粪，“拿罐头筒的铁皮做小铲子，一定要做成钩型的，绑在木棍上，铲起来牛粪往后一扔就扔进筐里了。”现在回忆起来，吴亚松的动作还是很熟练。那时不仅要拾牛粪，还要打柴禾，学校给每个孩子都分配了一定量的任务。小小的孩子每天自己背着糌粑和凉水，穿着胶鞋爬山、干活，手和脚全都磨破了。每天晚上回到家，母亲都小心翼翼地给吴亚松的脚上药，把脚放在被子外面晾一夜，第二天早上还是要穿上胶鞋上山。

　　很苦。不过，在吴亚松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因此哭过。反倒是因为跟当地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耍，藏语就顺其自然地学会了，也为艰苦孤独的生活平添了一抹温暖。

　　毕竟，他又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因为他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

　　吴亚松的父亲吴健礼，跟随十八军进藏，后给十八军独立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当秘书。1958年范明被打成右派时，吴健礼只要“交待”范明的错误，就能明哲保身。可是吴健礼坚持认为自己第一不知情，第二不能说假话，于是也被下放到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教藏语。后来二次进藏，在昌都察雅县下乡培训人民公社会计。

　　吴亚松是在父亲第二次进藏的时候，被带上高原的。从记事起，他就看着父亲挨批斗。虽然父母从来不讲，他也从来不问，阴影隐隐约约地留在心里，但是父辈言行举止中的老西藏精神却深深地扎根在他心中……

　　1970年吴健礼再次进藏之后，被安排到昌都察雅县培训人民公社的会计。其实按照当时吴健礼的身份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但是西藏建设太缺乏人才了，而且在当时，西藏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又比内地小一点，人才被天然地摆在了第一位。从军区司令秘书的职位上到培训公社会计，吴健礼面对这样的不公从无怨言，“他一直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从不抱怨，而是十分感念当地人的淳朴和对他的热情。”在察雅，吴健礼一心一意地为公社培训会计。那时的交通和通讯极差，搞培训根本无法把人集中起来，吴健礼只能自己下到乡里，再把村里的会计叫到乡里来上课。吴亚松的母亲是医生，也经常下乡出诊。每逢两个人都要下乡，读小学的吴亚松就没人管了，只能跟着父亲下乡。当时家里只有一匹长毛瘦马，吴亚松骑着马，父亲拽着马尾巴跟着走，山路崎岖，羊肠小道。有时马都不敢走了，受惊乱撞，吴亚松骑在马上吓得直哭，父亲赶紧勒马安抚。安顿好半天，爷俩才能继续赶路。路上间或说说话，吴亚松早已记不得父亲都对他讲过什么，身边的四季风景也早已模糊，只有周遭的孤寂与内心的落寞深深印在心底。

　　在乡下，父亲上课时，他就坐在旁边，做父亲给布置的作业，有时也旁听讲课。他还记得父亲把打算盘的口诀翻译成藏语，教给大家，一丝不苟，也不嫌烦。

　　四年时间，吴健礼为察雅县培养了第一批人民公社会计。背着“右派”的罪名，吴健礼还被评为“劳动模范”，据说像他这样的右派劳模全国只有两个。内心的苦，即便他从来不讲，也可想而知。而今，当年他培训的基层会计大多成为当地的领导，不过，不论谁见到他仍旧会恭敬地鞠躬喊一声“吴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