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上海，正是一年中闷热的季节。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的《申报》在题为《夏令卫生要诀》的小文中特意提醒市民注意防暑。

　　环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间刚刚落成的两层小楼前，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长势正旺。华灯初上，马路边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阑珊灯光下那些匆匆闪进这幢石库门建筑的身影。

　　远东第一大城市渐渐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平常的夏夜，在这幢小楼中开始的一次会议，将深远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

　　一本印错封面的《共产党宣言》悄然面世

　　一个游荡于欧洲的“幽灵”来到古老中国

　　一本发黄的小册子，32开，56页，竖排。红色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肖像，一行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书名为《共党产宣言》。

　　出版时间：“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译者：陈望道。

　　“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说。

　　一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终于来到东方的中国。

　　1848年，当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中国的门户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已洞开。古老的帝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这本杂志，每期的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过200块大洋，却仿佛一道闪电，给沉闷的夜空带来了一声惊雷。

　　时年36岁的陈独秀，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而此前的1914年，借用家乡的独秀山作为笔名的陈独秀，在日本见到了小他10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陈李相逢，为7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埋下了历史伏笔。

　　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北迁。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也就在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彷徨和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著名的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现场聆听李大钊演讲的众多青年人中，就有时年25岁的毛泽东。

　　这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深刻变动。到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成为继知识分子之后，近代中国又一重要的社会力量。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列强把持下的所谓“和会”，不仅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将德国此前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空前的学潮，引发了一场漫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南京政治学院教授何怀远说。

　　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读者们很快发现，这时的《新青年》杂志，整本都在介绍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

　　“到了1920年，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6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那一时期，有多少觉醒的青年人像毛泽东一样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早春，应上海《星期评论》之约，留日归国的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在老家的一座柴房里，开始翻译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译著——《共产党宣言》。

　　也是在这个早春，为躲避军阀政府的迫害，出狱不久的陈独秀由京秘密转沪。在掩护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就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宜——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由此而来。

　　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应该给新成立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李大钊回信：“叫共产党！”

　　这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发行，首印1000册，很快脱销。当时，“幽灵”被译为“怪物”。因疏忽，封面上的“共产党”错印成了“共党产”。

　　1975年1月，84岁的陈望道应邀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参观，工作人员拿出几种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请他帮助鉴定。老人在其中一本红色封面的译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说：“这才是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也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

　　“因为首版的书名有误，这年9月，又加印了1000册，标题更正了，封面也改成了蓝色。”陈望道之子陈振新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