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据中央档案馆保管部陈小梅介绍，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因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开会只是利用少有的休息机会，所以会上没有形成正式决议。

　　两件珍贵文献解读遵义会议

　　陈小梅说，中央档案馆一、二战时期的文件中珍藏着两份版式相同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油印件，其中一件略有破损，技术人员已对其进行了修复裱糊，另一件保存完好。文件上标有“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字样，但根据历史情况，此文件所注“1月8日”的通过时间应该是错误的，因为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而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是在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正式讨论通过的，因此该文通过时间应该为2月8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通过后，中共中央最早于1935年2月16日油印印发了该决议。该决议共分14段，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即军事战略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决议批判了“左”倾路线，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中央档案馆还珍藏着一件遵义会议重要手迹档案：《（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该手稿没有署名和成文时间，后经陈云本人确认是自己的手迹，成文时间应为1935年。该手稿原保存于莫斯科，1957年1月中共中央秘书局将其接收回国。手稿记录于竹料机制纸上，纸张大小为20．95×14．7cm，共计8页，每页约600字，右上角编有从21页至28页的起止页码。手稿所记纸张上嵌有绿色隐形横线，但手稿字迹为竖排书写，纸张一侧边缘有锯齿，由此推测应该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扯下来的。手稿每页左侧打有两洞，有些页上的字迹已被订眼损坏，可能是其后为装订保存而打的。该文件详细介绍了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经过以及会议作出的决议，也是我们了解遵义会议非常重要的珍贵文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左”倾错误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面对国民党的进攻，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造成了红军的巨大损失。

　　为革命注入新的生命力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35年1月29日，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在总结土城战斗失利时认为，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力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

　　接着，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在打鼓新场部署1个师的兵力，在分析了敌情后，大家都认为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不能打，不能硬碰，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周恩来回忆说：“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随即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命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

　　“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重获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这些鲜活的实例，也充分印证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陈小梅说，从现存档案分析，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因此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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